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姒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16－17]
文中第一段介绍《甘誓》背景，是启在战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六卿”过去的解释多认为是六军之将，实际上“六卿”和“六军”都是周代以后出现的，是成书时借用的后代词汇，其所指当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个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称的“我史”、“朕史”、“东史”、“西史”等往往参与征战，所以夏后启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就很容易理解了。第二段是誓师词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意思是指责敌人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罚。其次宣布军事纪律，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威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17]
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18]。可见姒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灭有扈氏，天下咸朝”[2]是很不容易的。[19]
武观之乱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又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20]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13]，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21]，可证姒武观是姒启之“奸子”。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22]
时代更早的《逸周书·尝麦》篇也记述了对这次叛乱的征讨：“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卑正夏略。”文中的“五子”当为“五观”之误。据今本《竹书纪年》启在位十六年。约略可知在姒启的晚年已发生了诸子争立的动乱，季子武观因此被放逐西河。后来，当继任问题进一步提到日程上时，姒武观发动叛乱，效法姒启用暴力夺取继承权，这场权力之争几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统治，幸而有彭伯寿率师出征西河，才平定姒武观的叛乱。关于西河之地望历来说法不一，较多说法是在河水之东的晋南或河水之西的陕西韩城一带，还有河南安阳附近的内黄说等。以在晋南河汾之间的可能性最大，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也为晋南说提供较多的证明。[23]
3后人评价
自姒启建立夏王朝以后，逐渐抛弃了姒禹的节俭传统，毫无顾忌地“淫溢康乐”，管磬并作，“湛浊于酒、渝食于野”，饮酒无度、游田无度。[23]
4相关史料
《史记·夏本纪》：[24]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