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余将军关心起南洋问題了！”李静华看了看桌上的东南亚地图，诧异的问道。
“呵呵，随便发点议论！”余飚敷衍道。
“是这样的！”李如萍笑道：“他说南洋华侨有公民资格而沒有公民权利，身处异乡，财富沒有保障！”
“这种观点不是沒有道理！”李静华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说道：“南洋华人是世界范围内受压迫民族中苦难最深、耻辱最大，同时也是数量最多、文明程度最高、财力物力最雄厚、与外界联系最广泛的一个，但西方殖民者四百年來的屠杀政策，以及拉拢土著人，打压华人的一贯策略，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此次抗日战争，南洋华人才会倾囊相助，一旦中华祖国恢复了自己固有的自信心，成为强大的国家，南洋华人就会获得最纯正的，也是永不枯竭的力量支援，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长远目标之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余飚皱着眉头说道：“愿望很好，但据我來看，将很难实现，象南洋的兰芳共和国，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被清廷接纳为一个地方政府，一來可以光宗耀祖，二來也可以利用祖国这个靠山，抵抗來犯的欧洲人，但后來怎么样，还不是灰飞烟灭，沒有武力做后盾，依靠别人终究是被动的，就象浮萍，只能随fēng_liú而动！”
“这也有不同！”李静华反驳道：“象罗芳伯这样的中国移民，在当时社会里叫‘天朝弃民’，根本沒有社会地位，而且清朝沒有眼光，难道社会进步了这么多年，祖国还是这样无情吗？”
“一切结论不能建立在假设上！”余飚淡淡一笑，说道：“只有提高当地华人的政治号影响力，才可以保障华人政治权利、人权和财富，但现在土著人在西方殖民者帮助下已掌有特权，哪会轻易放弃，欧洲殖民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土著居民的忌妒蛮横；政治人物的阴谋诡计；也有华人自身的种种陋习缺陷，，如善于理财而拙于参政，长于个人（家族）奋斗而短于团体进取，勤劳而不够勇悍，节俭而有欠慷慨，聪明而流于取巧，忍让而沦为畏怯……除此以外，中国历代当权者的罪责呢？翻开史籍，历史记录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颟顸愚钝，对自己海外子民的冷漠无情，考量现实，要想大幅度改善南洋（包括东南亚及马來半岛）华人的处境，就自身而言，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南洋华人应尽量摒弃种种陋习缺陷，自强自重，团结抗争，二是有个强大的文化母国愿意伸出强大的援助之手，但是只有一个既强大又建立了民主政体的政权才会在考虑问題的时候以维护人民利益和海外同胞（即使已经归化其他国）的正当权益为宗旨，并且不惜为此冒风险，采取必要行动，就余萍先生研究，前者更适合也更实际，当然，南洋的华人是否有这个决心和毅力了且不必说，就是李秀这样的世家大族也不得不慎重的考虑风险和收益的差别！”
“余将军，你小瞧静华了！”张丛说道：“她虽然出身于南洋大家族，可作为一个女子，抛头露面，不畏牺牲，为了祖国的抗战大业而奔波，不也是为了南洋华人的未來而努力吗？”
“思想决定行动，目标的远大决定了脚下的路能走多远！”余飚解释道：“我无意贬低李秀与诸位的努力和付出，只是提出一种另外的设想，并与两位探讨这种设想的可能性，据我所知，南洋华人与当地土著人的比例相差不大，在某些地方还要超过土著人，可为什么一直受乒，而不图反抗振作，反倒将解脱的可能寄托于专一的方面呢？”
翻开历史，可知南洋华人的悲苦遭遇由來已久，如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
二万多人，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又屠杀近二万华人，幸存者被强迫信奉天主教，被迫交纳高额的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的华人杀尽，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的抢劫屠杀；大量的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1853年，加里曼丹的荷兰殖民者和土著因为忌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进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老少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时至本世纪中叶，印尼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苏哈托展开大规模屠杀，据说有三十多万华人无辜被诬指为与了“九三零”政变，而遭到空前大屠杀，尸山血海，令人发指，至于日常的歧视，乒，**，绑架勒索华人的事件则无时无了，遍及南洋诸国各地。
炎黄子孙们冒着千难万险，漂洋过海來到这瘴气弥漫，蛇羯横行的陌生土地上，用自己先进的生产技术，辛勤的血汗劳作，乃至冒着生命危险，给南洋荒地带來了文明和生机，而且，华人沿习汉民族善良的天性，友善地对待那些明显处于劣势的土著居民，截然区别于那些比他们后到的以征服者、占领者、奴役者面目出现的欧洲白种人。
“抗争过，流血过，死亡过，但都归于沉寂！”李静华幽幽的说道：“现在的南洋局势还算稳定，自然不会象余将军这样揭竿而起，奋而一战！”
“形势在变，沒有这种心理，机会也不会给沒有准备的人！”余飚笑道：“这幅地图是军统方面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