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如果国民党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有可能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令人不服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拒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來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也是分等级的，例如广西部队，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桂系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李宗仁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中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中国并沒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怕敌人攻击，怕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抗下來，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就要有广博的胸怀，哪怕你是装也要装出样子，蒋先生在这点上做得是远远不够，吃相太难看，在政治宣传上远不如他的最大的对手，而且他对中国处于最底层的最广泛的农民阶层不予重视，而只是维护地主的利益，这也是招致最后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路军倾巢出动，声势浩磊，连打带吓，迫使敌人为保存力量而大踏步后退，在游击大队的配合下，又消灭了一些行动迟缓的敌人，至此县城以南的广大农村尽为二路军所有，随后，二路军留下一个营稳定局面，游击大队也一分为二，与其他主力部队猛力东进，向平原地区继续扩张。
借着军统的转发，此次大捷很快便被送到后方和上海、天津的租界报纸上发表公布，二路军的名声开始响亮起來，随后，各方报纸又刊登了二路军开始修建烈士陵园，军政各界领导前往奠基并致词的报道，战事未止，二路军如此大张旗鼓的举动颇让人深思，但看过致词后，很多人都有所感悟。
“这里记录着为国、为民族而战的官兵们的名字，他们为了反抗侵略献出了生命，光荣属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以及遗体在烈火中消失的官兵们！”
“英魂不朽，万古长存！”
“军人只能用正义与否來评价，而不是肮脏的政治和金钱，中国人，我们要牢记，这些出身不同，信仰各异的或出身平民或出身富贵的人们，用鲜血和生命所铨释的不屈的民族精神！”
“我们的脚下浸透了烈士们的血，但愿以后我们的后代在面对这段历史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会让这些先辈在地下流泪！”
“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永远不能遗忘的牺牲和付出，谁遗忘，谁无耻；谁遗忘，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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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飚曾听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士兵是最不值得的士兵，中国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