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们为了某种利益而互相残杀的怪物，然而，不同的战争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影响，也为后人提供着不同的借鉴和警示，然而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其参战人数之众，伤亡人员之多，破坏程度之深，耗资之巨，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余等深信，这场战争，也将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历史法官面前的战争……”
“……对于民族反侵略战争，要夺取胜利，无疑要首先依靠本国的军民，这是胜利之源、之本，然此次战争不同于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民族自卫战争，如中日甲午战争、中英鸦片战争等，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就得到了很多国际主义者的支持和援助，随着战争的进行，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豺狼性人格的大释放，必将会得到越來越多的国际上的援助和支持，从长远來看，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必将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凤凰涅磐，责重生，这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残酷战争，也必将使中国的全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空前的团结，与敌血战，对日战争必将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胜利必将结束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实力不是保存出來的，而是打仗打出來的，血战磨砺出來的，百个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勇士，胜似千、万个听见枪声就打哆嗦、各怀心思的新兵蛋子，这是余等与日寇血战多场的教训和经验……”
好文章是清香苦涩的绿茶，让人细细品味，好文章是意境深远的油画，让人惊叹不已，好文章更是号角、更是历史，令人奋进、发人深醒。
由余飚和李如萍合作，用笔名“余萍”发表的文章，不仅在根据地的小报上登载，更被余飚利用职权，不仅发给了保定军统站，更是用明码电报反复发送。
接着借助于后世的研究和观点：“余萍”似乎又成了资深评论家、战略战术分析家，对中日大战的几次战役进行了精僻的分析和评述，包括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战、武汉战役、南京保卫战等都有独到新颖的见解，并对中、日两国军队本身的优缺点及作战特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很多以巧补拙、以长补短的方法，其中特别陈述了国军抓壮丁充军的危害，以及很多军队训练时间太短、思想教育不足的重大缺陷。
当然，余飚也对国军各部派系重重，各自为战，很少精诚团结，合力作战，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予以了批评，并指出很多国军高级将领思想呆板，战术单调，虽有热情却敌未歼，身先死，特别是各次重大的会战，好是好，壮烈，可惜却无法阻止日寇的铁蹄南下西进。
一开始，余飚只是照顾新婚妻子的情绪，空闲的时候与她谈天说地，可是李如萍却是兴趣盎然，每每追问不休，或与之辩论争执，到后來，余飚突然醒悟道：连李如萍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对中、日之战的很多问題都搞不懂，更何况那些普通人了，肯定会被那些他们不懂的政治、理论、战争搞得晕头转向。
在抗日时期，民众思想的混乱也确实很厉害，思想的混乱引起国家凝聚力的分化甚至是矛盾，最怕是在应该一致对外的非常时刻，思想的混乱和矛盾，也可以使国家不堪一击，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乱象，就是很好的说明，特别是汪精卫降日后，他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其“和平建国”理论也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
而日本则不同，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及中国人如何愚昧和野蛮；或歪曲描写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这就是活跃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称为“笔部队”。
在侵华战争中：“笔部队”和“枪部队”(武装部队)，形成了上下呼应、“官民一致”、软硬屠刀、文武两道的军国主义战时体制：“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战魂”和“军魂”就包含在其中，日本人对华侵略的思想“理念”、对华侵略的狂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