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是宁波人，他虽然对于唱片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是外行，但是他具有经营管理的眼光、能力，以及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买办”这个词语，这是外商进入中国后催生而来的。
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由于需要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是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
随着中国的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管理员，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
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寻找一个当地有实力的买办是首要任务，他们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
随着外商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
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
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张常福就是一个标准的买办。
他头脑精明，善于抓住机会，在上海百代公司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初正是他带着灌录设备和技师前往北平，灌录了大批京剧名家的唱片，才使得百代公司一举成名。
在灌录林子轩的唱片时，他同样持积极态度，因为他意识到流行歌曲是唱片行业的生机。
然而，林子轩得寸进尺，要求分成，这严重损害了张常福的利益。
在张常福的收入中，薪水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他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佣金，而且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独立商人。
不少上海的唱片经销商背后都有他的资金，有些甚至是他亲戚开设的。
林子轩要求分成，对于法国人影响不大，只要把这笔钱转嫁到唱片价格上即可，损害的是张常福的利益。
所以，他拒绝了林子轩。
不过现在形势不妙，新唱片失败，法国人很不满意，他需要林子轩来扭转不利局面。
特别是他听说林子轩在和谋德利洋行接触的时候，就更为焦急了。
谋得利洋行是上海百代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
1897年，位于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最先将蜡筒留声机和圆柱形蜡筒唱片引进上海，由于谋得利洋行的最先引进之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唱片被统称为“谋得利唱片”。
1903年3月中旬，英国留声机公司的录音技师弗雷德盖斯堡来到上海，在谋得利洋行买办徐潜麟的操持下，盖斯堡于19日进行了中国本土的首次唱片录音。
这批唱片被送往英国留声机公司位于德国汉诺威的工厂内加工成片，批量生产，然后于当年6月运抵上海，由谋得利洋行代理销售。
此后，谋得利洋行于数年内垄断了中国的唱片销售市场。
这种状况直至1908年柏德洋行（即日后的上海百代公司）成立后才逐步得以改观。
如今，在上海，谋得利洋行和上海百代公司竞争激烈。
谋得利洋行代理英国留声机公司的产品，也叫做胜利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正在听留声机的小狗。
东方百代公司代理法国百代唱机公司的产品，叫做百代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报晓的雄鸡。
所以，报纸上戏称两家公司的竞争是“鸡犬之争”。
作为竞争对手，张常福自然关注谋得利洋行的一举一动，甚至在其内部安插了眼线。
于是，他知道了林子轩和谋得利洋行即将合作的消息。
这对他来说是个糟糕的消息。
他当初之所以拒绝林子轩，是知道其他唱片公司恐怕都不会接受林子轩的分成要求。
对于他们这些买办而言，绝不会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但事实证明，谋得利洋行可能让步了。
这些年，百代公司发展迅速，在唱片的质量和销量上都稳压谋得利洋行。
因为技术原因，谋得利洋行的唱片质量不高，但胜在价格便宜，和百代公司有一拼之力。
谋得利洋行拉拢林子轩恐怕是想在唱片内容上有所突破，从而获得发展。
想到此处，张常福坐不住了。
他要把林子轩拉拢过来，绝不能给谋得利洋行翻身的机会，否则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张常福在上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在法租界。
他知道林子轩和冯敬尧的关系，而冯敬尧和法国人关系密切，他通过法国人的关系给林子轩传达了合作的信息。
之所以弄的这么复杂，是因为他要用法国人来压一压林子轩，让林子轩有所收敛。
这样在谈判的时候就不会太过被动。
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不同，在法租界，是由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支配。
而公共租界则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体。
所以，在法租界，法国人的权利很大。
张常福的意思很明显，我老板是法国人，你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要给法国人面子。
这是借势！
买办依靠外商生存，借助外商的势力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
林子轩对这种依靠外国人打压中国人的方式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