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后终于得到了《甲午风云》的剧本。
他们认真的研究了剧本，发现其中的确有丑化日本人的剧情，但程度控制的很恰当。
只是日本人在作战时胆怯慌乱，或者凶狠残暴的段落，这在战争电影中很常见，没办法根据这一点来阻止电影的拍摄。
何况，这场战争日本最终取得了胜利，剧本中不乏有展现日本官兵勇往直前的片段。
作为一部中国人拍摄的电影，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没什么可挑剔的。
这么说来，林子轩这次并不是和日本作对，是他们太多疑了。
但有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的前车之鉴，日本人对林子轩的狡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继续研究剧本。
他们察觉到这部电影和《津门大侠霍元甲》一样，都是爱国主义影片。
整部电影把邓世昌塑造成为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观众想到邓世昌这个人就会联想到爱国，和霍元甲一样。
一旦这部电影放映，邓世昌就会成为一个爱国符号，一种爱国精神。
若是这类的电影再多一些，唤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将极为不利。
在上海虹口区，东方通讯社的总部，一群日本情报人员针对这件事出谋划策。
有人提议咱们可以丑化邓世昌，中国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咱们就找历史资料来证明邓世昌不是英雄，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总会有缺点。
就算真的没有缺点，咱们也能栽赃他，毁掉他的英雄形象。
还有人说这场战争是咱们日本赢了，咱们海军也有自己的英雄，不如宣传咱们的英雄。
更有人提议咱们也拍摄一部电影，从日本的角度看待中日战争。丑化中国人。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本人把各种意见提交了上去，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于东方通讯社的建议，日本情报部门觉得在中国展开大力宣传的时机到了。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一直是日本势力潜伏中国的最大据点。
日本的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并成立支那研究所，以此为掩护，进行中国情报收集调查，并编纂《支那年鉴》。
这个所谓的东亚同文书院就是一所间谍学校，创办人中岛真雄本身就是一名大间谍。
在对中国的宣传上。日本一向是不遗余力。
日本人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创办多家报纸。
可以说，上海是日系报纸在中国的发源地，也是日系报纸最多的地区。
比如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有《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和《上海新报》等。
中岛真雄不仅自己在上海及其它城市投资报纸，他的很多学生大部分也进入了各地的报馆中，充当主编、编辑和记者。
除了报纸上的宣传，这些年，日本在中国做了不少的工作。
比如在东北支持张座霖，在中国各地建立日本人聚居区，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名流采用各种拉拢手段，争取这些人的支持。
随着电影的发展。日本人意识到光是报纸还不够，电影和广播都是非常好的宣传手段。
然而，和中国电影一样，日本的电影行业并不发达，无法和欧美等国家相比。
日本最早的正式影院是1903年建立的东京浅草的电气馆。
最早的制片厂是1908年由吉泽商行在东京目黑创建。
直到1920年，日本松竹电影公司成立，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拍片制度，日本电影才逐渐进入正轨。
在林子轩的影响下，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电影。
不少日本商人甚至会把中国电影带回日本放映。影响到日本电影行业的发展。
日本情报部门觉得东方通讯社的提议很好，拍摄一部反映日本海军在中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电影，有利于宣传日本的正面形象。
但这部电影不能由日本的电影公司来拍摄，那样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反感。
日本可以暗中支持中国的电影公司拍摄。
他们经过仔细甄选。找到了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死对头的天一电影公司，也就是张时川和邵醉嗡的电影公司。
日本人出资金，连军舰都可以用来拍摄，只是要借用中国电影公司的名义。
他们甚至提出入股天一电影公司，全力支持天一公司和林子轩抗衡。
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张时川和邵醉嗡的态度并不相同。
邵醉嗡虽然被林子轩逼的只能向南洋等地发展。但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张时川则犹豫不定。
日本人打听到张时川看重利益，便不断的增加筹码。
作为一位电影人，张时川也想着和林子轩一较高下，日本人在上海和很多商家合作都没问题，只是拍电影而已，何况还有这么丰厚的报酬。
于是，他答应了日本人。
1926年9月，张时川离开天一电影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创立了中华电影股份公司。
日本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张时川和一些他在电影圈的朋友成为公司的小股东。
华影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叫做《中日海战》，直接向着明星电影公司叫板。
一时间，两部讲述甲午海战的电影同时拍摄，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成为上海的热门话题。
这是一场明星和华影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