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15日，张座霖的奉军占据天津，到了17日，奉军进入北平。
冯羽祥的国民军朝着蒙古溃败。
至此，这次战事以张座霖的胜利而告终，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落入张座霖之手，他成为中国政坛最为耀眼的人物。
一时风头无两。
不少人认为张座霖最有可能一统中国，有帝王之相。
在历史上，往往从北方起兵的人物占据优势，挥军南下，成就霸业。
奉军入京，标志着张座霖掌控了中国政治权利的中心，东北地区自然要讴歌赞颂一番。
林子轩所在的哈尔滨一片欢腾，当地的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让张座霖就任大总统的呼声，似乎张座霖就是天命所归，能够拯救中国的那个人。
林子轩却知道这只是昙花一现，这一时期是张座霖的巅峰，可惜没能持久。
对他来说，好消息是战事平息，可以离开哈尔滨，前往北平了。
4月20日，林子轩来到北平，发现北平的局势相当严峻，能够称得上恐怖了。
北平城内城外都有驻军，城门口招兵的旗子随处可见，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摩擦不断。
这种状况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下午不到六七点钟，平日繁华的街道都已经熄火打烊，来往的人们一个个慌慌张张地，好像大祸就在眼前一般。
这只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界受到的波及更为严重。
奉军在城内大肆查封报馆，搜查各个学校的教职工宿舍，抓捕捣乱闹事的分子。
包括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地，北大是搜查重点。
不少学生和教员被抓走，一批鼓动学生的社会名流上了缉捕名单，北平城内人人自危。
自民国以来，北平的政治氛围颇为宽松。
文化界的学者借助于各种公开的请愿、游行活动，以愈加高昂的姿态不断挑战当权者的容忍底线，加剧了他们与北洋政府之间的紧张对立。
不过双方的斗争一直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在这一年。三一八惨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线，让局势彻底失控。
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丰厚的胡拾也因为欠薪问题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拥有蔡元赔等人的北大都落到这个地步，其他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的机构按时发放薪水外，其他部门都存在着严重欠薪的现象。
如果仅仅是欠薪的话还能忍受。大不了日子过的苦一些罢了。
如今张座霖采取了高压政策，让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写文章，报纸不敢刊发。
不少报纸都取消了社论专栏，开始刊载消遣表明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现如今则是生存环境陷入危险。
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双重管制下，逃离北平成为一种更加普遍而现实的选择，知识群体的大规模南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林子轩刚从苏联回来，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和苏联国内对文化的管制如出一撤。
他欢迎这些知识精英们前往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宽松很多，这批人能够为上海带来文化的繁荣，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些人明白以后若是到上海，恐怕要仰仗林子轩，对林子轩愈发的尊重。
以前林子轩身在上海，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中的存在感不强，到了上海，林子轩则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
这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