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况的升级，黄浦江和长江口的外国军舰增至27艘。
只要战火波及到租界，这些战舰以保护租界为首要任务，一旦租界被攻破，也能尽快撤离本国的侨民，保障他们自己国家民众的安全。
其实，租界内不少外国的重要人物已经转移到了军舰上。
西方国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即刻停止发生在上海的战争。
1925年1月15日，北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上海问题颁发三道命令。
其中第三条规定上海为通商重地，华洋杂处，此后永不驻兵，并不得再设军事机关。
不过这道命令并不能阻止战争，皖系的段祺睿和奉系的张座霖不是一条心，张座霖不想放弃大好形势，他要掌握江浙一带。
就算不能占据，也能和皖系的段祺睿谈条件，换取其他地区的控制权。
1925年1月28日，奉军在攻克苏州昆山后，进抵上海火车北站，第二日，张宗倡率部万余兵抵沪，进占徐家汇火车站和南市。
孙传方所部浙军撤至龙华、松江一带。
浙、奉两军在新龙华和徐家汇等处对峙，战争陷入胶着状态。
2月3日，孙传方和张宗倡在上海签署停战协议。
规定孙传方交出兵工厂，3日之内撤退上海附近的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即日电令部下停止军事行动。
至此，第二次江浙战争结束。
停战协议的签署让整个上海松了一口气，将近两个月的战争状态导致上海的商业停滞，损失惨重，更别说人员伤亡和建筑的损毁。
报纸上预估这两次战争给江浙一带造成的伤害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也因为这次战争，北洋政府决定把上海设立为特别市，既不属于江苏，也不属于浙江，决议以上海、宝山两县22乡为区域。建立淞沪特别市。
相当于后世的直辖市。
难民们陆续返乡，重建家园，军阀们争夺地盘，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
租界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林子轩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平的信件。
在战争期间，信息不畅，很多寄往上海的信件都遗失或者延迟了，其中就包括《新月》杂志和《现代评论》的稿子，只好让北平的徐至摩重新邮寄一份。
这些信件中。大多是慰问信，担心林子轩在上海的安危。
还有些信件比较有意思，是请他劝说胡拾的，他看了信件才明白，胡拾要参加段祺睿组织的“善后会议”。
这牵扯到孙仲山和段祺睿之争。
孙仲山前往北平，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召集社会各界共商国是。
段祺睿提出的善后会议则是维护军阀和政客的利益，说白了就是分赃大会。
胡拾作为社会名流也在被邀请之列。
他在回复的电文中说道：“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拾的态度引起了北平文化界的不满，就连不少原本的朋友都对他严词指责。
林子轩颇为无语，胡拾这个人很难评价，比较固执，自己认为对的就会去做。
当孙仲山在广州和陈炯名闹翻的时候，他支持陈炯名，批判孙仲山，认为孙仲山为了报仇，把广州给打烂了。
当冯羽祥把傅义赶出皇宫的时候，他跑到皇宫里见了傅义。并抗议这种暴力行为。
为此被批判了不知道多少回，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如果不是因为他名气够大，恐怕早就有人找他麻烦了。
他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推崇西方的制度。算是新式人物，但又有着传统文人的书生意气，也可以看作是迂腐的一面。
所以说，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不存在那种非黑即白的情况。
本着朋友之谊，林子轩给胡拾写了一封信。劝他退出段祺睿的善后会议，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作用，但尽力了就好。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妇女杂志》出专辑“新性道德号”，引起社会争议。
《妇女杂志》是由章西琛和周建仁编辑，和万象书局的《家庭》杂志处于竞争关系。
章西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涯泉编辑《东方杂志》。
1919年，章西琛接手《妇女杂志》，成为主编，在周建仁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
章西琛也被认为是妇女问题专家。
这一次《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
“如果两个配偶允许，有了一种带有一夫二妻或者一妻二夫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和其他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
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男女想怎么样生活都行，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就好。
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解放和自由。
他们认为真正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性关系完全自由的基础上人类自发自动的一夫一妻制度，而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具有伪善性。
那是依靠法律和舆论来维持的一夫一妻，根本无法保证男女之间不互相背叛。
即便是来自后世，林子轩也为他们的大胆而吃惊。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规定了要一夫一妻，但实际情况是一夫多妻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种论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