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23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最终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产生了三个派别。
以梁启朝和张军劢为首的玄学派，以胡拾为首的科学派，以陈独绣为首的唯物主义派。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社会科学、唯物主义……
哪一种才能救中国？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其他两派看来，无疑是支持玄学派，这就是陈独绣攻击泰戈尔的原因，对于泰戈尔而言，恐怕根本不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这场论战。
胡拾很冷静，他属于科学派，但他不认同陈独绣的做法。
没必要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的论战牵连到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诗人身上，这是很失礼的事情。
泰戈尔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热爱中国，为中国说过话，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林子轩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更关注的是在北平的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批判。
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应该给予全盘批判。
他们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学说，把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唯心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全盘否定，如此才能解放思想。让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获得新生。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学，就要先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这些都是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林子轩理解他们为了新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守旧势力争斗不得不如此的激进。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么排斥传统文化。
毕竟，这一批的学者大多都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私塾教育。
但他还是觉得新文化过于激进和狂热了。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知道，正是因为新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就算是后世的语文课本中出现了文言文，也很难弥补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
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就算是不合时宜，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言论较为自由，在演讲前不会有人审查你的演讲稿，也没有人规定你演讲的题目，林子轩没有带稿子，他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1924年5月1日，这一天泰戈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林子轩则来到了北大。
他的名气没办法和泰戈尔相比。泰戈尔演讲听众有数千人，他的听众有数百人，据说很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听泰戈尔演讲去了。
胡拾是北大文科学长，负责介绍林子轩。
林子轩在大学讲过课，对这种场合很习惯，下面是数百名学生，前面有几位女学生。
“在开始今天的演讲之前，我先说一个小故事。”林子轩站在台上，沉声说道，“这个故事你们有人可能看过。叫做《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一篇短篇
接着，林子轩开始讲起了《最后一课》。
这篇都德的短篇月曜日故事集》，是他在1872年至1873年间陆续发表的多篇73年集结成册出版的短篇
主要写了作者在普法战争前后的所见所闻。多为抒发爱国主义情怀或揭露讽刺社会弊端。
《最后一课》在1912年就有了中文译本。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方惨败。
这个短篇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
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这是林子轩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自己的语言，这是在毁掉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
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建立学堂，建立教堂。
他们在学校里推行英文教学，提倡西方礼仪，传播基督教义，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上海的富豪们把这作为一种时尚潮流。
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日本人建立了学校，用日文教学，不少住在虹口区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到日本人的学校学习，并以此为荣。
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并不少见，这便是文化的同化。
而中国人非常配合的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大力的鼓吹西方文化，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林子轩虽然理解他们的做法，却不得不说点什么。
新文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绝不是以牺牲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代价，那是在自断根基。
“我以为中文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讲完故事，林子轩郑重说道，“我们还没有到被迫改学其他语言的地步，我们还能用中文学习和交流，这是我们的幸运，值得珍惜，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下面的学生觉得诧异，不明白林子轩为什么要说这些。
他们有些是来听林子轩讲新诗的，有些对林子轩个人感兴趣，他们认为林子轩应该讲和新文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