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前一年，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
下午的时候。鲁讯找来了为呐喊》翻译的人，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系。
读了一年，助学金被停发了。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
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
他曾说过：“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
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
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反正是鲁讯的介绍，谁翻译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进行协商，然后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翻译者的费用，一般来说分为两种。
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
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书籍卖不出去，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
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
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读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