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采访结束，《时代周刊》的记者并没有离开上海。
他知道印度诗人泰戈尔即将来到上海，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两个古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在西方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对于西方媒体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文化事件。
而且，到时候，林子轩会和泰戈尔会面，两位远东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坛领袖见面一定很有意义，可以作为趣闻放到他的采访内容里面。
于是，这位记者决定见证了这个时刻之后，再到北平采访吴佩浮。
他要拍摄两人握手的照片，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两位文化领袖的握手”。
泰戈尔已经六十多岁了，林子轩不过才二十四岁，这种年龄上的强烈对比应该很有意思，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承。
从一张照片中能够解读出很多的意味，这正是一条好新闻的价值所在。
《时代周刊》的记者认为林子轩年轻，前途不可限量，只要保持这样的文学创作热情，他对于将来林子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太过惊讶。
因为林子轩了解西方社会，知道西方读者喜欢什么。
不过这位记者对中国文化界对于泰戈尔的态度极为不解，他在上海阅读的英文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争议性的文章，中国文化界似乎不怎么欢迎那位印度诗人。
林子轩只好解释说那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不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界。
他一直避免西方记者对此进行深入的了解，他在采访中提到了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的新文学，却没有提到新文学正处在分裂的关口。
他也没有提到泰戈尔的来访在中国文化界造成的混乱，这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
随着泰戈尔访问中国日期的临近，报纸上攻击泰戈尔的文章越来越多。
相对应的，以梁启朝和徐至摩为代表的学者不遗余力的鼓吹泰戈尔，正在将泰戈尔神化。
双方可谓是旗鼓相当。阵营分明。
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在批判泰戈尔的人中还有沈燕冰。
在泰戈尔来到上海的当天，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
沈燕冰声称：“我们决定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把我们的年轻人领向这个文明，使他们在沉思中寻求慰藉并受到毒害的泰戈尔……”
林子轩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沈燕冰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这次邀请泰戈尔正是商务印书馆在背后操作的。
而且，沈燕冰以前也是泰戈尔的拥护者，还翻译过泰戈尔的诗作。
在《》发行泰戈尔专刊的时候，沈燕冰积极的参与其中。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并没有反对泰戈尔的意思。
如果是郭沫偌这么做，林子轩不会如此惊讶。
只是现在的郭沫偌已经顾不上泰戈尔了，他的《创造周刊》赚不了钱，没有资金支持，不得不停刊，创造社的成员各奔东西，就此离散。
他自身更是穷困潦倒，在上海混不下去，只好返回日本。
林子轩和沈燕冰不怎么熟悉。就是惊讶一下，他和徐至摩一起赶往码头去迎接泰戈尔。
徐至摩是讲学社的代表，会全程陪同泰戈尔在中国的行程，两天前就来到了上海，和他们同行的还有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
无论中国的文化界如何争论，泰戈尔还是如期到来。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船出发，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之行。
4月8日，泰戈尔抵达香港，孙仲山派专使带去了欢迎信。
按照行程。在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坐的“热田丸”号邮轮将抵达上海的汇山码头。
在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欢迎的人群。
商务印书馆这边的代表是郑震铎和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成员，还有学者张军劢。以及上海青年会、江苏教育会的代表，印度旅沪人士、报馆记者等上百人。
场面极为隆重。
在等待的过程中，大家互相攀谈，记者穿插其间，进行采访，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活动影戏部还用摄像机拍摄新闻纪录片。
林子轩和郑震铎的关系不错。就问了先前让他疑惑的问题。
“燕冰怎么会写那样的文章？他不是很支持泰戈尔么？”林子轩不解道。
郑震铎是泰戈尔的铁粉，写了很多欢迎泰戈尔的文章，翻译了泰戈尔《飞鸟集》和《新月集》，他和沈燕冰是好友，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
“他呀，是身不由己。”郑震铎含糊其辞的说道。
林子轩想了想，便明白了，不再追问。
没有等待多久，一艘邮轮缓缓的驶入了上海的汇山码头。
等到邮轮停靠在码头，徐至摩和林子轩，以及社会各团体的代表和记者们登上邮轮。
泰戈尔早已站在了甲板上，身后是几位印度学者，这一次，泰戈尔还带着一个国际大学的访问团，他从印度拉到了一笔赞助费。
虽然这位印度诗人已经六十多岁，但看起来还很精神。
徐至摩和泰戈尔通过书信，赶忙上前做自我介绍，然后给中国的学者介绍。
接下来是记者们拍照的时间，邮轮上颇为混乱。
《时代周刊》的记者想要拍到泰戈尔和林子轩单独握手的照片，就上前说了这个要求，在这个时代，相对于中国记者的拘谨，美国记者更有自由的精神。
他没有把泰戈尔当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