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磊之所以暂时不卖铁路给吕宋，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还要建更多的铁路。自从平西铁路开通之后，平扬铁路就会动工，与此同时，开封到汉口，开封到徐州的支线也会相继动工兴建，铁轨依旧是紧俏物资。
大修铁路的同时，农业生产也不落下，淮河南部和汉江平原地带，上亿亩水田种上了水稻，河南与山东地区的冬小麦也即将丰收，一些旱地被种满了棉花，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相比于蓬勃发展的大华民国，明朝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按照签定的停战协议，明朝不但失去了江北大部分地区，还失去了沿海岛屿，就连沿海几十公里范围内都成了大华民国的贸易区。
随着失去对海洋的控制，明朝就像是一个**的美女跌倒在黑暗中，孤独而且无助，大华民国的商品倾销狂潮就像海啸一般，疯狂的摧残着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很多从事棉纺织，造纸，制墨，酿酒，酿醋的手工业生产者，纷纷破产。
就连明朝的盐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从北方來的私盐充斥着沿海和沿江各州县，明朝的盐税从此就沒有了着落。
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很多破产的农民沦为流民，纷纷向沿海沿江地区涌去，争抢着进入大华民国境内，就连一些大财主也纷纷举家北上，同时还带走了大量民间资本，这使得本就陷入崩溃的江南经济雪上加霜。
百姓外流，资本也在外流，江南各省一片凋零，田税收入直接锐减了四成，本來就失去江北半壁的明朝廷财政更加吃紧，去年秋税只收到了一千万石左右，有两百万石还用來当作战争赔款了，剩下的八百万石根本就熬不了多久，夏收未至，明朝财政就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朝廷沒钱花，自然就要向百姓加派捐税，这不加派还好，这一加派，逃亡的百姓就更多了，就连最不可能北逃的举人秀才也逃了，以至于作为大比之年的今年，参加会试的举人不足两百人。
明朝廷也不是沒有颁布诣令限制百姓出逃，不过这些诏令根本就得不到贯彻，因为地方各级政府都溃烂了，官员们都在摇摆和观望，甚至很多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这些人怎么还会听朝廷的。
人心思乱，那国家就乱。三月初，四川都掌蛮发动叛乱，战火烧到了数个州县。紧接着，贵州生苗发动叛乱，直接威胁湖广地区；三月中，广西思明府土司黄广成发动叛乱，接着广东又叛，不久之后云南土邦地区又叛。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这不是沒來由的。西南各省本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对明朝沒有多少向心力，只是迫于明朝的军威才归服，现在明朝不行了，他们自然相继起叛。
西南大部起叛，明军颓于征剿，军费激增，让本就一塌糊涂的财政更加吃紧，可以说，明朝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为了补救糜烂的时局，建文帝屡次下诏求直言，最终应者寥寥。
这也不奇怪，北方有一个礼贤下士，仁德明断的大华民国大总统作对比，南方士绅阶层早就对高高在上且庸碌无能的明朝皇帝失去了信心，很多舍不得离开故土的士绅甚至还做好了迎接“王师”的心理准备。
面对万马齐喑，帝忧愤之余，脾气变得越來越暴躁，大臣们稍有不慎，就会被训斥，从去年到今年，被削职为民的二品以上大臣就有五位，朝廷上更是无人敢言。
在举步唯艰的局势下，建文帝最后不得不起复方孝孺，虽然方孝孺在与北平军谈和的时候严重地“损害”了明朝国威，不过建文帝已经如孤家寡人一般，除了方孝孺，他已经找不到能信用的大臣了。
方孝孺被免职期间，倒也沒有消极堕落，依旧在无缘无悔地钻研学问，寻求救国之策，这不，他一回到朝堂之上，就把自己精心编就的进献给了建文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师敌长技以制敌。
而要师敌长技，那就先要像越王勾践学习，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方孝孺建议建文帝上表向大华民国称臣，以此麻痹对方，争取时间以自强。同时用进献金钱与美色的方式，來腐蚀大华民国各级官员，使之腐败堕落。
另外，方孝孺给出的强国方略中，还包括广派神童北上，偷学其技艺；或用金钱收卖其技工，为我所用等等手段，因为在他看來，明朝与大华民国的差距是技术，只要偷师到技术，就能扳回劣势。
方孝孺想得倒挺天真，实际上明朝与大华民国的差距最主要的并不是科技，而是国体。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帝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了，唯有共和制才是历史的主流。
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明朝如果不改变君即国家的帝制国体，任它怎么挣扎，最后也只有消亡一途。而方孝孺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他只会天真地想当然。
建文帝也不明白这一点，而且就算他明白，也不肯主动放下手上那至高无上的君权。所以，他看完方帝师所上的，也看不出什么问題來，只是连声称好，并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下诏任命方孝孺为礼部尚书，全权主理与大华民国的邦交事宜。
方孝孺一恢复职权，就积极开展行动，首先是派出使团，带上国书和礼物，对大华民国上表称臣，在国书中，甚至还提议割让四川一省给大华民国，以充抵那尚未支付的七百多万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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