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清晨,空气寒峭,小雪落地即化。
仪仗举着旗牌在前面开路,后面是执政的元随和拨属宰执的京卫营护兵。几十人的队伍中间护行着一辆四轮马车,光亮的紫色髹漆,侧边的车门上方漆着金色盘龙徽记——是政事堂宰执的官用马车。
车内坐着礼部参政胡安国，架着一副夹鼻眼镜，背倚着靠枕正在看一份报纸。马车行得很稳——自从少府监的煤冶场进行炼焦后，炼焦出来的沥青便被工部用来修路,京城大街原是石板铺路,那些破损开裂的地方都用沥青铺平补平了,人坐在车中很少感到颠簸，而四轮马车也比两轮马车更平稳,很多坐车上朝的官员都如胡安国般,习惯在路上的时间读书或看报。
胡安国看的是《皇宋官报》。
官报与《西湖时报》等京城民间大报一样，也是每日辰初（七点）出报，这时正是早朝的时辰，列朝班的大臣们要散朝后才能见到报，比起不列朝班的官员，反倒是后知后闻了——但是皇帝和宰执们是在朝前就看过官报：中书省官报房的属吏会在卯初（凌晨五点）就将才刚印好的官报送抵皇宫和两府宰执官邸。
官报上除了登载朝廷公布的谕旨、法令、重要官员的任免、典礼祭祀活动、战事捷报之外，还有时事世风评论和经义文章。最近几日的时事评论都是围绕河南十九州的疆界划定谈判，以及延续报道的诸路经界田亩措置、荆湖路和两广路的路政修筑进度、驿政新制评论，没有其他新鲜的。胡安国快速浏览而过，翻到经义版。
今日的经义版仍然是议丧礼之制的文章，也仍然是四个版面——登了何涣、苏駉、尹焞、邵伯温四位学者的文章。大前日登的是胡安国、赵鼎、许景衡、勾涛四人的文章；前日登的是李邴、朱震、宋藻、范冲四人的文章；昨日登的是金安节、张九成、吴表臣、苏澹四人的文章。
“新学，程学，温学，理学，蜀学，浙学……”胡安国取下夹鼻眼镜，揉了揉鼻梁，刻着沟纹的眉间显露出疲惫，“还真是谁都不落下……”
这些有资格在《皇宋官报》经义版发文的都是蜚声朝野的学者，有在朝当职的官员，也有带官身却无职权的学者，如尹焞、邵伯温、苏澹三人，均是只有虚衔的翰林国学院学士，尹、邵二人还任着皇帝经筵的侍讲。可以说，《皇宋官报》的经义版其实就是朝党各学派宣扬和争夺儒学道统的论战之地。
所以，官报房在设立的一开始就经历了各党派的争夺，最终设置在中书省下，直接归属政事堂直辖，其长贰官员是金安节和张九成，前者属于新学，后者属于程学，职事编撰的校书郎和正字也都来自不同的利益派系，这使官报房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平衡，也避免了执掌朝廷舆论喉舌的中央官报不至于出现一言堂的情况。
这使得进入朝堂的任何一个学派都难以把持官报舆论，即使有一些优势，这优势也是新学占据——毕竟新学注释的经义已经占据科考和学舍教育有二十多年，但求仕途的士子都多半受新学影响，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而王安石提出的“法先王之法”的变法宗旨，使得除孔子之外的任何经史子集都有可置疑的余地。子夏虽是孔子的亲传弟子，先贤之一，但在宋儒心中继承孔子之学的儒家真传是“思孟一派”（曾子、子思、孟子），地位并非牢固不破。
更重要的是，宋儒与汉、唐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汲汲于章句训诂，而是着重义理阐发。个人对于六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阐释自然不同，便分成宋学的诸多流派，至于六经的原义便在不可知之数了。如范仲淹、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些有宗师之称的大儒，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今世的宋儒也是一样——有宗师之志的学者都是“六经注我”，即用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
故而，像苏澹这样攻击先贤的注释，宋儒并不以为异。因为这是求真解，至于这个“真解”是真还是谬，那就见仁见智了。
苏澹的文章以曾子的“明明德，止于至善”、子思的“诚”、孟子的“义”来诠释孝之道，攻击子夏的“三从之说、不二斩”，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之声；当然，反对驳斥的也有；还有一分为二的，半是赞同半是反对，趁机阐发自家的观点——这就形成了《皇宋官报》在丧礼之争上的“三家共说”局面。
这对胡安国来说并不是乐见的局面，虽然他私心里并不认为子夏的《传》就是诠释完全正确，个别地方也有商榷之处，但是，在“妇人三从、不二斩”这样的“大义”上他还是认可的，因为这与整个宗法制度是相符合的，是不应该变的“常”，而继承先圣之学就是守这样的“常”，而不是“变法为害”。
但眼前这局面——无论朝堂上的争吵，还是官报引导的舆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边倒的声讨局势，反倒很有向“混战”发展的趋势。
而士林的清议和市井的舆论也是如此。
如今士林的清议往往体现在报纸的文辩上，如《西湖时报》、《国学论刊》、《稷下报》、《大公报》、《国子监报》、《太学报》、《文萃报》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程学门人创建的《文萃报》也在其中。
而市井中的话语权，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报纸的舆论又直接引导了市井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