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贵阳第一次听这首《曲终人散》是在部队刚复员那一年，正在经历一场爱情，纯遭遇战，不讲战略只讲战术的那种，打的时候无比过瘾但打完了全盘溃败的那种；又面临着多年的军旅生涯结束，茫然无措，仓皇离开了，狼狈，其实还是舍不得。
回家那天晚上他在客厅的大沙发里正襟危坐着，后来不知不觉就趴在了沙发上，听一个叫张宇的男人唱了这个《曲终人散》，后来他又爬起来正襟危坐着，来来回回听他唱，歌词真刺耳：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
出事前几天，这种情景重新发生了一次。
在罗守道身边工作，程贵阳可以从中看到特有的高级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市委书记，或被尊为“党政一把手”，或被称为“父母官”，都有准确的定位。
问题是有些人混上或一混上这个程度，就开始霸道了。天天有改善，年年有进步，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不服从组织的异己分子，等而下之的则肆意排挤压制，打击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
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关注民生、关注廉政、关注和谐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实则谄媚上级，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这样的人居然还以总书记的“****”典范自居。
初时，程贵阳觉得太滑稽。
久了，变成厌恶憎恨。
贪官污吏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一旦长期于一地掌权都可能走形。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对抗领导嫌疑。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做法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霸道行径、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这样的人多都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他们忘了古代天朝就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传统，也应该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感动着所有百姓的执政理念面前悔改。
市民对他曾经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市民也坚信“顺应**”应该是他始终不渝的执政目的。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对权力高调的执迷，让他没有摆脱一着权在手，“老子天下第一”、“顺者昌”的老大心态。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天朝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一个权高位重、不负责任、没有思想、不懂**的市委书记，如果沉迷这一套，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市委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政治上缺乏自信，为官素质尚待确立。
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这种人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老百姓受够了这种痛苦。扯出发展经济的大旗，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为所欲为，谁若敢有异议，他身边的人会出来充当各种免费打手。
罗守道不死，不知是党的损失，还是市民的不幸。
程贵阳就陷入了这个泥淖。
※※※一个有血有肉，主要靠嗅觉和常识围绕在领导左右的人，知道生活中到底哪些看得见的事物让自己堵得慌，让自己明知父老乡亲、战友朋友受损害和受凌辱，却知道这种损害无法被法律量化，被人民看见。
“因为法律女神蒙上了另一只眼。”但靠着嗅觉和常识，在起草讲话和文件中不可以省略那些政治话语的噱头，删掉罗守道的唾液和干燥的激情。也无法清空一堆一堆的统计数据……
他辞职，他变成死囚，则是国家大幸。
行动前那天晚上，程贵阳又一次听这首《曲终人散》，忍不住泪流满面。他除了牢牢记住战场上永远不会再活着走回来的那些战友的名字以外，还记住了张宇这首令人伤感的歌。
张宇唱“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没错。他最后为自己做出跟过去彻底分手的决定，完全的个人决定，再也回不去了，他把当秘书这些年来守口如瓶、小心谨慎和当作家以来的放lang形骸，幼稚，孤独，轻浮、自欺欺人都轰隆隆地扔到了过去的大楼里，跟卸车似的，咣当，卸掉了精神负担也卸掉了生命的yù_wàng。
真难过啊，居然活够了。
无论是审讯期间回答审讯者的讯问，还是后来接受采访回答女记者的提问，程贵阳都几次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胡文海，山西晋中人，农民。
下面，不妨看看胡文海在法庭上的陈述（节选）：
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得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被灭门）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
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了。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村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村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