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她,的确只有十六岁的年貌。可,我不能叫她少女。
因为,她看起来,的的确确纯然是一个妇人。至多是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妇人。
她还带着稚气的面容被开过脸,汗毛绒毛被缴得干干净净,上面带着一种愁苦憔悴。和我见过的那些普通的妇女一样,被鸡零狗碎的生活磨砺出的愁苦。
她开始期期艾艾的,叫了我一声姐姐后,信缓慢地移动,十分局促地扶着墙过来坐下。
我们说了几句话,聊了聊分别之后十多年的事。我又拿出来小时候的物件和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封信,她哭了一场,才慢慢放松起来,话也多了。
她她和我十六岁的时候太不一样了。
我十六岁的时候,在师范女学部里,和同学畅谈古今中外,抨击评论国家大事,读禁书,和守旧的教师抗衡,游街示威,冲击军警。
我们,新青年们,因冲击军警,被抓进牢里一回,也不放在心上。到社会各界大游行罢市罢工声援我们,国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男女青年们出牢的时候,有些遭了牢里狱卒殴打,脸上带着淤青,依旧手拉手,满怀慷慨激昂,嘻嘻笑笑,乃至引为勇武的谈资。
那时为理想流泪,为中国伤怀,正是意气飞扬,青春无敌的岁数。
可是她,她和我说话,老成得要命,谈的却都是“这个丫鬟的活做的不好”、“嫁过来的时候,嫁妆里少了一副马桶”,“婆婆待我都好。只是不准我吃饭吃太多,要立规矩”、“姐姐来了,厨房里今天中午做饭的米要选用精细的米”。
我看着她画得细细的眉,忽然十分内疚。
我打断了她的话:“桃儿,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我?——我?”桃儿呆住,半天,才嗫嚅着说:“我,做针线活?还有——看婆婆打牌?”
“那么,这是你的爱好?”
桃儿又呆了呆。
我又问她妹夫最近如何,她默然不语。
我们俩没说太久,外边就有人催:“少奶奶,夫人请亲家姨去前边吃酒。”
这一场酒席,吃的双方都不痛快。
罗家是老式作风的家庭,看我孤身女流,年纪一大把还没嫁,千里迢迢来看望妹妹,虽然因听说我是师范出身,读过大学,对“女先生”抱有几分敬意,但是私下里,他家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还偷眼看桃儿。
我更不痛快。倒不是在乎这些指点。只因左看右看,竟然不见桃儿的丈夫列席!
我父亲已经去世,忻姑准备北伐,我来这里,就是代表了桃儿的娘家长辈。
可是她的丈夫人呢?我问起来,罗家婆婆似是有些不自然,只说桃儿丈夫也是个学生,在外读书,放假才能回来。
吃了酒,罗家邀请我赘天。
今天,即使我初到罗家,只是浅浅一看,也能看出,桃儿过得绝说不上好。我起了点打算。便欣然答应。
我的住处离桃儿的不远,我在天色昏暗的时候悄悄过去桃儿的房中看过。
这样的孤夜里,桃儿一个人坐在灯下补男人的旧衣服。可是那个衣服,显然是很久之前的男孩子的旧衣服。
我也曾是个激进学生,知道当年很多男同学的做派。家里安排娶了裹脚的传统的不识字的妻子,他们十分不满,追求“新文化”的同时,还想在外再找几个“新妻子”。
固然这确实是封建婚姻的迫害,可是这种婚姻里,作为男子的那些同学,还能选择逃避,经年累月地在外面求学或者工作。他们的那些妻子,却几乎都做了牺牲品,在家里守活寡,照顾公婆,得不到半点怜悯,还被讥讽作“旧婚姻的古董木偶”。
我们几个当时要好的女同学愤愤不平的谈论过。却都转眼抛在脑后——我们自认是新女性,对这些女人,固然可怜,却始终觉得离自己太远。
可是,今天,却不得不使我怀疑桃儿也做了这样的牺牲品。
若是我的妹妹也成了这样的“木偶”我咬了咬牙,进门一屁股坐在桃儿对面。
桃儿一看我进来,慌慌张张就要把手里的衣服和针线收起来,喊:“姐姐”
我按住那件衣服,拉过来翻了翻:“妹夫的?”
桃儿拉扯不过,只好怯怯地回答:“是金堂的。”
罗家的长子,她丈夫罗玉展,字金堂。
我抖开衣服,比了比:“这是十二、三岁的半大少年穿的衣服?妹夫今年似乎二十有三了?”
桃儿低声道:“金堂今年整二十二岁。”
我不经意地问:“十年前的衣服,怎么还拿出来补?”
“家婆说看到这衣服就想起金堂小时候,舍不得扔。就叫我先练练手。”桃儿答道。
“练练手?妹夫现在的衣服,你还没碰过?”
桃儿僵住了,半晌,才道:“他读书紧要,回来的少,等过一两年毕业了就好了。”接着就问我忻姑近况如何,又问我最近都在做些什么,要不要多赘天。
看来桃儿似乎不愿意谈论罗玉展。多问几句,她眼眶就红了,轻轻叫姐姐。叫得我问不下去。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我袖手离开桃儿的屋里,看了一眼。她屋里没有一点男子的遗迹,素净得可怜,全乎是个寡妇的屋子似的。
我心里已经憋了一股火气。转角的时候,听到几个罗家的佣人在聊天,天色暗下来,他们没有看到我,聊天的声音漏了出来一些,用的是本地的土话,虽说浙江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