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他，且看米价，从赵匡胤到宋真宗初期，一斗米价大约在二十文钱浮动，麦价十文到十二文。庆历初七十文，此时涨到九十文到一百文，麦五十文。若郑朗做得不好，还会上涨，四年后能涨到一百二十文到二百三十文，无他，乃是多灾多害，商人哄抬起来的。直到王安石变法后。实施了农田水利法。一场罕见的大旱灾过后，连年五谷丰登，国家又在执行均输与市易法，又执行了新仓法，米价才回落到五十文到八十文，最低时黄州一斗米仅二十文。绢价赵匡义时一匹一千文，庆历战争过后，最高峰涨到一匹三千文。现在渐渐回落，仍保持均价一千三百文到一千五百文之间。当时赵匡胤认为内藏库有五百万贯便是一个梦想，今天五百万贯不够朝廷塞牙缝！
赵匡胤时执行这一政策，对于盐户来说是很照顾了，但物价在飞快上涨，如今还是这些待遇，盐户过得苦逼无比。还不是最苦的。川峡更苦。川峡许多地区因为朝廷掌控不足，于是半私半公，不是解盐，而是井盐，官府继续使用劳役制，待遇更差。官府算好一点，那些私人的蛮族豪强们执行的是两三千年前那种苛酷的奴隶制，部曲奴隶待遇连chun秋都及不上，作为私人盐户，待遇甚至不及畜牲。
然后是盐法，朝廷将全国分为两个地区，一为官府直接买卖的地区，说私人豪强做得不象话，官府呢，一些官吏联手，利用抑配与科敷等手段，反复辗压，例如陈州原先盐价仅是三十一文，如今渐渐破至两百多文，向三百文大关进军。百姓不愿意买，官府便强行向百姓进行摊派。做为皇帝的赵祯肯定不会这样想的，派人来查，俺们为了国家好，实际名为国家，实为自己腰包，国家却替他们背了黑锅。
官府的不行，再看私人的。
也就是通商法地区，真正通商法地区仅是河北，朝廷安抚河北百姓，抗御契丹侵犯，以及防止契丹盐的入侵，采用了真正的通商法，以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除了河北，再到南荒，哪里朝廷实在管不到。其他地区通商法就是买扑制，就是这个买扑制出现大问题了。
才开始实施买扑制是好的，赵匡义虽是化学大师，但对老百姓来说，确实做得不错，能算是一个爱民的皇帝，西北战役打响后，需要大量物资，这个动输很困难，多从江淮而来，经大运河到京城，再去长安，中间还有一个要命的三门峡，到了长安不能通航了，即便通航也只能是小船只，多是陆地运输，但当时作战地区更远，夏州、灵州，陆地运输距离更长，在这时悲催的运输条件下，成本会是几何？若用雇佣制，给得少百姓怨，给得多朝廷没有这么多钱。第二是采购，让官员采购物资，或贵或践，中间有无数猫腻。特别是这么长距离运输，仅是损耗就可以做许多文章。
所以将原先的便钱汇兑政策发扬光大，让商人来京城买茶引、盐引，然后向西北运输物资，用茶引盐引到江南领取茶叶、盐矾运向所谓的通商区经营。最后为了便利，发展成为将物资送到西北，在西北直接领取茶盐矾引。于是又出现一样新事物，交引铺。看到有利可图，特别发展到后期，交引政策渐渐**，运送湿霉粮食前去西北，只要塞一些礼物给官吏就可以拿到相关的交引，得利颇大，许多中小商人也纷纷参与。但交引兑现手续繁琐，许多中小商人有能力将物资送到西北，却没有能力去东南经营茶叶盐矾等买卖，越往后发展，这项政策成为豪门大户的玩物，中小商人就越无法参与，所以得到交引后，东京城的一些大型金银铺、彩帛铺、停榻（货易客栈）、质库（当铺）开始倒卖这些有价证券，最后以京城南通巷一带的金帛铺为中心，形成了交引铺集聚点，大肆交易交引。但中小商人害了国家，所得利仍然很少，交引到了交引铺。在这些大商人打压之下。压幅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了蔡京时一度高达百分之九十。
唯独的好处便是宋朝便出现类似证券的产物。
一开始是好的，就象易经卦象的变化，阳到极处开始转yin，随之种种弊病接连而来，官商勾结，加抬、虚估，甚至将那些湿霉粮食运到西北。至于查，查不得。例如现在，许多宗室子弟与外戚，包括高家与曹家在内，都有参与，怎么查？恶劣的时候，三分之一粮食根本就不能吃，不得不倒掉，但这些拉圾不能小看了。是一车车从江南运向西北的。一斗价值好几百文钱！
朝廷看到这样下去不行啊，于是改革，与茶叶一样，在盐引上做文章，可盐引不舍放去，变来变去，始终不成功。这才有了范祥这次盐政革新。
具体做法：
陕西解盐旧禁盐地一切通商，用通商法代替禁榷法。说商人不好，官府做得更差，先让盐交易活跃起来，盐入蜀者不问，指四川北部与汉中地区，川峡产盐，多是南部井盐。北部却是严重缺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