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力量远不如当初，元昊不出兵支援，郑朗在瞎毡，或瞎毡在郑朗帮助下，两者朕手，可以将河兰二州随时能收回来。
但是不可能的。
宋朝国家庞大，可掣肘很多，郑朗不能指望国内兵力，也不能指望其他数路，仅一路兵力，与元昊对抗，牌面上是占着绝对的下风。
这种兵力的对比，郑朗不得不采用保守的政策，诱敌于己境作战，而不是出兵西夏境内。
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伊实济噜自发的报仇行动，阿干城战役大败，他威信下降，瞎毡又于阿干河东岸树立新城，剑指兰州，释放战俘笼络许多人心，被逼出兵立威。
第二种可能元昊授意，诱宋朝出兵相助，设伏歼灭。不管怎么说，阿干河对于双方来说，皆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三种可能元昊用兰州群胡吸引宋军注意，导致镇戎军兵力空虚，声东击西，等宋朝出兵阿干河，出击镇戎军。不要说现在秋粮远远没有上来，越是大意，元昊越容易得逞。
大家七嘴八舌，皆没有什么好主意，郑朗忽然怀念起老种，于是又看着狄青。
狄青说道：“郑相公，可学范经略使。”
范仲淹在延州时只筑城寨，不出击，西夏时派军队骚扰，借着寨砦将西夏人击溃，也从来没有追击过。
真败俺不追你，假败更不追你。比如足球，从守门员到前锋，皆是二米三的超级大汉，但这些大汉们也不进攻，从开始比赛就手拉着手，从球门一侧拉到球门的另一侧。看你如何将球踢到我的球门里。
十分有效果，包括庞籍在内，也是禀程着这种政策，迅速在延鄜路与环庆路构建设了一条坚固结实的防线。但弊端就是这种政策是完全摒弃进攻手段所达到的严密防守政策。
只要奉行这种政策，结果只能有一条，议和！所以无论范仲淹，或是庞籍，都是坚定的议和派。
狄青不是这意思，但郑朗已经会意，说道：“拿一千根箭来。”
张岊让手下抱来一千根箭矢，郑朗又说道：“拿来笔墨。”
用笔墨在五百支令箭上写上一个宋字，在另外五百支箭上又写了一个副字，然后又吩咐张岊道：“派个打上金漆。”
金箭！
吐蕃以部族群居，各有盔甲，但无魁首统摄，平时散漫山川，一遇到战斗，同恶相济，传箭所率，其从如流。这个习惯有很早的历史，比如唐朝西突厥十姓便以令箭传令，吐蕃人也有这个风俗。宋朝于熙宁开边成功，王安石作诗曰，羌兵自此无传箭，汉甲如今不解累。是诗人意气风发，这个习俗在吐蕃各部仍然在保留着，金国时吐蕃各部依然有令箭相传。
又叫传箭。
但是宋朝边境地区各蕃人构成十分复杂，明显的就有吐蕃人、党项人、各色杂羌、回鹘人、吐谷浑人以及蕃化汉人，论宗述祖，还能找到突厥人、匈奴人与铁勒人等民族成份。
有历史所遗传下来的血仇，有因为争夺优良河谷牧场产生的新仇，有宗教信仰发生的仇恨战争，特别是党项人与吐蕃人之间冲突最多。传箭所召集的各族族民发起战争，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各部族长们也不会傻呼呼的为了仇恨将自己族内所有壮丁全部血拼而死，于是邀请有权威的蕃官或者汉官作为调解人。
有的主动向中原王朝请求派出汉官前来主持政务，甚至听到有好的汉官，不惜冒险将官员劫来，强行让他主持地方政务，比如后晋泾州押衙陈延晖去凉州宣旨安抚，便被六谷部强行劫留下来立为节度使。但未必高兴，这个节度使只能起一个调解人作用，若做得不好，照样将你驱逐出去，后唐的李文谦，后周的申师厚便因为不能抚众，被凉州诸族驱出。
这个调解过程绝对不能按照宋律，而必须按照各族的意愿，派人到双方垂询，甲杀了你部一人，给了你十头羊赔偿。乙说不行最少要一百头羊。能不能少点，你再想一想，说一堆原因。乙经过深思劝解，说道，最少赔三十头羊。再到甲部，不行哪，乙不满足十头羊的赔偿，最少要三十头羊。往往要跑上几次，双方才能搭成和平协议。包括宋朝的汉人与蕃人发生矛盾，也用这个办法解决。
一些官员看到其中的不便，如范雍与范仲淹，在境内立条约，制律令，改革蕃法，一度取得较好的效果，许多蕃人为宋朝所用，这叫和断。和断过后便是盟誓。
吐蕃人折箭为誓，小誓杀羊狗弥猴，大誓杀犬马牛驴，茂州羌置牛羊猪棘耒各一，缚剑于誓场，酋豪聚集，人人从剑下过，刺牛羊猪血，掘地为坎，捆一羌婢于坑中，加耒棘于婢女身上，以石击之，再将坎用土埋上。人誓很血腥，但也代表着对誓愿的重视。一旦立誓，有部族不遵从，诸部皆耻之。
郑朗来到泾原路，除了使用种种安抚手段，在渐渐将这些习惯淡化。
包括传箭的风俗，平时有命令，全部用手书代替令箭，再教他们耕种，学习汉字，以求最后的同化。
现在重新使用金箭，是一种民族政策的倒退。
倒退的不仅是这个，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