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之洞的府邸出来，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铁良满脸的不快，坐上肃亲王善耆的大轿子，两人继续进行商讨。
“唉！”铁良叹道：“王爷，张中堂提出要废除我们满人所享有的特权，既有违祖制，又不符合我们满人的利益，是不大可能会实现的。”
肃亲王善耆反对道：“不然！形势逼人，为了咱们满人能够继续占有统治地位，老佛爷应该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铁良摇了摇头，低声说道：“王爷，按照我们满人目前的现状，如果取消了享受补贴俸禄等特权，到时候，汉人不知道会如何反应，首先我们满人自己会大乱甚至造反啊！”
铁良的话，也不无道理。
清朝是中国人口急剧上升的一个阶段，满人也不例外。
据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推算，在皇太极入关时期，满人人口约八十万。
在经过康雍乾的一百多年后，满人人口增至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进而增三四百万，二百余年间增加了三、四倍，这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大体相当的。
满人入主中原之后，满人子弟，类似于我们后来常说的“世家子弟”或“干子弟”，自诩为“根红苗正”，有一个好出身，理所当然就应该养尊处优。即使在成为门庭颓败的遗老遗少之后，也无法改变这一劣根性。
按清廷祖制，满人除了当兵派差之外，是不允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的。
但是。国家的兵额与官缺终究有限，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原来的一份旗产要养数倍之人，一个人的兵额俸禄要养一家甚至数家之人，满人也无可避免的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廷实行“养育兵”制度，对每个满人发放补贴俸禄。
乾隆年间。随着满人人口的不断增加，养育兵的数额也逐年扩增。
到了后来，甚至“不论年岁”，从十岁以下的幼童到“犯轻罪黜革之人”，以及“无钱粮可支者”。都给予一份养育兵的钱粮，只是俸银从原来的二两减少为一两半。
据统计，养育兵的数额一度达到26208名，接近于满人总兵额的五分之一。
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满人兵丁靠着朝廷的俸禄，生活还算过得去。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货币的贬值和物价的高涨，钱粮配给标准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以“数十万”人的兵食去养活“数百万”的家口，满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
并且，从嘉庆道光年开始，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满人的俸禄竟然占到了清廷财政支出的半壁江山。
长此以往，清廷自然是不堪重负。更要命的是，承平岁月在乾隆朝之后已近结束，原本富足的国库，被风起云涌的白莲教起义等乱事消耗大半。
尤其是太平军起义之后，随着巨额军费开支的不断膨胀，陷入经济窘境的清廷。实际上已经无力全额支付满人的俸禄。
为缓解极度紧张的财政压力，清廷在咸丰年后决定，满人兵丁的俸银减为八成发放，禄米减为五成发放，减少的禄米按每石折银五钱发给满人兵丁。
咸丰三年，全国各省因战乱而不能按时解送钱粮至京，清廷在焦头烂额之下“滥发大钱”。
但是，这种只能解一时之困的通货膨胀方法，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
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完全靠俸禄维生的普通满人们，生活困苦不堪，只比同时期汉人的生活稍好一些。
普通满人贫苦不堪，满人宗室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生活也是每况愈下。
皇族的逐渐贫困化，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下“高贵”的身份。
许多闲散没有深厚背景的宗室，也做起了小生意。甚至，一些放得下架子的宗室，还偷偷地拉起了洋车。
当然，也不是全部的满人都会如此“争气”，会“自食其力”和“自力更生”。
许多宗室虽然已经没落，却仍然沿袭了先前得意时遗留的奢侈攀比风气。
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成了梨园的常客，职业的玩主。一些人甚至沾染嫖妓、赌博和吸食鸦片等恶习。
老舍先生替满人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满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
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
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而且还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
当时，有首竹枝词这样讽刺他们：“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出城做什么呢？遛鸟、玩鹰、放鸽子、斗蟋蟀等等，有些人为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而在所不惜。
到了清末，随着满清朝廷的完全腐朽和没落，满人自贬自贱，本族人看不起本族人，也是屡见不鲜。
由此，昔日的八旗铁骑与曾经的荣光，也就日复一日，被消磨在穷困窘迫的叮当败落之中了。
大部分满人如此困苦，在满清朝廷俸禄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若是按照张之洞的建议，取消满人所享有的各种特权，那么，满人真是是无路可走，要率先进行造反了。
因此，肃亲王善耆听了铁良的话，又觉得事不可为。和铁良分析来分析去，最终认为张之洞的建议不仅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