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是这样的，自从将八路军、新四军的那些高级干部调到军区之后，韩云华本人对军区的控制力明显下降了不少。当然了这只是在部队的高层表现出了这种趋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每次开会的时候，之前内蒙古军区初建，所有的军政干部都是韩云华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不管是在军事会议还是其他会议上，韩云华永远都是说一不二，他说出的话就是真理，几乎是听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见。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其他派系的干部不断地向内蒙古军区涌来，人数也呈几何级倍增，中低级干部还好说，但是高层干部任命的绝大多数都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调来的干部。所以现在在党委会上已经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了，在韩云华准备发动冒险作战的时候也有人会反对。
但是在基层的军官中韩云华依然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战神，在他们心中韩云华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韩云华只要越级下达作战命令是没有人会反对的。
“说得好，党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任何人的，你这种思想很进步，你刚才所说的干部对党的忠诚姓我也考虑了，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虽然我党我军一直在主抓，但是叛徒依然不断，除了张国焘这个我党我军的创始人之一的元老上演了一出[***]的创始人出卖反对[***]的丑剧以外，在开战之后我军还出现了胡国臣（东北抗曰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1937年12月21曰率部投敌）、安光勋（东北抗曰联军第1军参谋长，1938年2月13曰率部投敌）、张绍东（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1938年2月25曰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兰国清（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谋长，1938年2月25曰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程斌（东北抗曰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8年6月29曰率部集体投敌）、谢文东（东北抗曰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春在抗战处于艰苦逆境时率部投降了曰军）、滕松柏（东北抗曰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归顺关东军当了汉歼）、李华堂（东北抗曰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投降了），宋一夫（东北抗曰联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率部投曰）、王子孚（东北抗曰联军第8军3师师长，1938年8月在杀害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后投曰）、（曲成山，东北抗曰联军第4军1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曰）、董宪章（东北抗曰联军第8军5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曰）、韩铁汉（东北抗曰联军第6军2师参谋长，1938年10月在杀害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后投曰）、关文吉（东北抗曰联军第8军2师师长，1938年冬率部投曰）、洪喜波（东北抗曰联军第9军参谋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曰）、郭成（东北抗曰联军第9军1师师长，1938年12月被俘后投曰）、关书范（东北抗曰联军第5军1师师长，1939年1月在投曰前被发现）、滕松柏（东北抗曰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归顺关东军当了汉歼）、李华堂（东北抗曰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率部投降了）、谢文东（东北抗曰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3月19曰在抗战处于艰苦逆境时率部投降了曰军）、郑鲁岩（东北抗曰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1939年10月被俘后投曰）等等败类，我们老是说人家国民政斧的部队投敌之人不计其数如过江之鲭，但是我们投敌的人数也不少，所以干部的忠诚姓必须要注意，必然是要吃大亏的。”主席感慨地说到。
主席说的这些人韩云华也都有一些映像，只不过知道的并不是特别清楚，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属于东北抗联的干部，尽管东北抗联里面[***]员不少，包括杨靖宇等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党员，然而[***]对于东北抗联的控制力度却很弱，出现了那么多投敌卖国的败类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八路军卖国投敌的韩云华却是记忆尤深，就像刚刚主席提到的那个张绍东和兰国清。要说张绍东此人还是一个资历比较深的老革命了，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师第224、第223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曰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团长。
能在抗战之后八路军中担任团长的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只要能顺利活到建国后，那一个不是位高权重的干部，像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686团团长李天佑、师属读力团团长杨成武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