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次中央苏区的肃反并不是后果最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要数红四方面军的那次大肃反。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
1931年4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此人想必大家都清楚，此人参加过[***]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首先遭殃的就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读力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读力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读力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当时那是杀红了眼，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搔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
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