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擒龙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院子里停着尸体。(
有的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
中国历史学家曾说，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暴行毫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只不过一个是短暂疯狂的屠城，一个是长期残酷的虐杀。
鬼子制造无人区其实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鬼子叫它叫集团部落，而中国老百姓则叫它“人圈”，发音是juan，四声，猪圈的圈，就是比养猪的地方还不如的地方。
鬼子占领东北后，以集家并屯的政策对付人民的反抗，并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深入民众。
日军拆毁、烧毁无数村庄，将500余万中国民众强制迁入深沟高垒、看守严密的“集团部落”。
在这一时期，总体上鬼子还给中国人留下一条路走，尽管不拿中国人当人，但是还没有赶尽杀绝。
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事情已经到了极端，鬼子已经达到了疯狂程度，见人就杀。
这个事件其实是斯大林引起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经六次电请毛泽东出兵，牵制日本在远东的兵力，使苏联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
咱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德国和苏联一开战，苏联大使就在延安日夜鼓动八路军穿过无人的内蒙草原到东北去打关东军。
到了日本已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南太平洋战场上正节节推进的时候，斯大林仍然对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出了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情况之下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施加压力，不断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寇发动进攻，以配合苏联红军。
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而中国的态度是坚定的，1942年我军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恢复元气，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苏联。
1942年5月，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对战场南翼的苏联红军发动重点进攻，不仅突破了苏军在刻赤半岛的防线，而且击退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
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再次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斯大林更加紧张起来。
为此他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立即飞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的行动。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线路，并且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搞好关系。
而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出兵援助苏联。
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改变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腾出手来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国民党部队纷纷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令，甘心投靠日寇，沦为伪军，同日本侵略者一起进攻八路军、新四军。
在靠近苏联的华北地区，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俊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派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一方面实施“三光政策”。
为了不让八路军靠近苏联，在靠近苏联的长城内外，日寇制造了东西长700里，南北宽80里的无人区，使我八路军各部队活动十分困难。
以上因素，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由1亿减少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约40万。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援助苏联，长途奔袭，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给和支援，其结果除了惨败，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
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利，就是对苏联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
即使到了1943年初，苏军已经完成了对德军33万人的包围，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稳住东线的日本军队，斯大林第六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毛泽东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牵制日军。
在这样的背景下，鬼子开始时候实施无人区化，就是使用三光政策将长城沿线土地上居住的中国人驱赶出去，统一到日军设置的“集团部落”中居住。
一些根据地的房子被日军反复烧了20多次，家园化为焦土的老百姓被日军驱赶进“集团部落”。
已经倾家荡产的百姓在“人圈”里只能靠配给的物资过活。
老百姓吃的是共合面，是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粮食混合磨制而成的，又臭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每个人的生活空间不足一平方米，即使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