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次的事情可惹得太大了，敌工部的曾科长赶紧跑来询问情况。
他手下的人捅了大娄子，幸好人家手枪队的人给把窟窿补上了。
沈擒龙就把事情的经过，以及自己对抗日杀奸团的了解详细介绍一番。
曾科长的脸色立刻变得非常难看。
虽然表面上都说国共合作，但是在内部上，很多人对于和国民党合作是极其反感的。他们自己说说可以，但是如果那个手下真的跟人家合作了，那可是犯了他们的大忌。
沈擒龙曾科长他们这些在第一线作战的人想的问题，和那些在根据地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人想得完全不同。
更何况，这次事情确实非同小可，沈擒龙说得对，他们这些为延安准备战略情报的人和那些每天出去杀人，引起鬼子注意的人是不能搅和到一起的。
断了延安的情报来源，那怕是仅仅引起了鬼子的怀疑，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这件事情实在太大了，曾科长这样级别的干部也不能自己做主，他得向上级报告。
接下来的事情沈擒龙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偶而听曾科长透露过。
原来当时的真实事件是，有一个叫冯运修的青年，是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一九三七年加入抗团。
这一天他从天津来北平，配合北平的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
当时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求见冷家骥，冷家骥开门之后则由冯运修开枪，将其射杀。
不料商会会长在屋子里边答应过之后，出来开门的却是他的太太。
冯运修听到有人开门，没有进行确认就马上开枪，虽然一枪命中，却是射杀了商会会长的太太。
商会会长见多识广，况且他是汉奸，早就听说现在有人在惩处汉奸，所以早就加了小心。
现在看到外面有人开枪，马上向日本宪兵司令部报告，于是日本宪兵马上出动，前来追捕刺客。
李振英和常更生掩护冯运修脱身之后自己反而被缠上了，幸而遇到了沈擒龙和李骥。
在日寇统治地区行刺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这些抗日杀奸团的青年训练不够，问题考虑不周密，又没有有经验的人组织，只凭着一腔热血，当然非常容易出错。
经历了此次行动，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暴露，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撤退，却侥幸躲过了接下来残酷的八月大搜捕。
****就在这一年，1939年夏，赠送沈擒龙宝刀的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
而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带着军统上海地区的所有人员的工资表投靠汪伪特务机关76号，把军统上海地区的所有人员向日寇和盘托出。
（参看拙著《铁血特工战》第二卷“夺取密中之密”第56章‘我的妓女上司’。）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区长王天木也受到日伪追捕，此时王天木正受到戴笠压制，除了实力被戴笠掏空，还几乎受到戴笠追杀，正是满心怒火。
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公开投敌当起了汉奸。
（戴笠和王天木的恩怨参看本书前文第16章‘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天木的影响，也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
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遗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
作为军统外围组织的抗日杀奸团自然不能幸免，李如鹏接到曾澈通知，说裴级三不可靠，要大家注意，李如鹏尚没有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次日即被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包围了他的家。
当时他住在是英租界，这时日本宪兵已经捕到了张树林、陈肇基、刘清和、华道本，被伪警察押着，张、陈与刘、华分别用两副手铐铐着。
当宪兵上楼搜查时，具有爱国心的伪警给予方便让四个人跳窗逃走了。
刘、华两人迅速通知所有团员立即转移。
李如鹏和他妻子及姐姐被捕后，没有立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先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待办理引渡手续。
英租界女警察头目范懿贞同情抗团，暗中给予帮助，她的两个外甥女潘文荣姐妹也是女警察，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也加入了抗团。
因此不久李如鹏的妻子和姐姐都被释放了。
英租界警察吴岳也参加了抗团，对抗团被捕人员给予了很多帮助。
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带人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
李如鹏、曾澈、丁毓臣虽然受到残酷刑讯，但是三人坚贞不屈，从容就义。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爱国青年的优秀品格。
当时曾澈年仅27岁，李如鹏25岁，丁毓臣21岁。
这期间天津成员李振英研制**受伤，伤愈后考入北京大学，王宗钤考入辅仁大学；宋显勇、黎大展、方佩萱等入燕京大学。
孙大成依靠这些天津抗团成员，到北京组织了北京抗团，并吸收了贝满女中的曹绍慧、屠贞等人。
北京抗团由李振英负责。
1939年冬孙大成由重庆返回上海，成立了上海抗团。
抗团在敌人压力下前仆后继不断行刺汉奸，导致日军进行了著名的“八月大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