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晓诗，你这个……
韩江林本想骂出婊子这个词，心底产生一种本能的拒绝，排斥自己用婊子这个邪恶的词咒骂晓诗。在他心中，晓诗曾经是一株开放在圣洁土地上的美丽鲜花。
书店把他订购的描写国外留学生活的书寄到南江，韩江林被书中现实的描写所震惊，看到照片上兰晓诗和外国男同学亲密的样子，联想到书中描写的肮脏生活，他捶胸顿足，后悔把兰晓诗送出国，送进了一个罪恶的火坑。他愤怒地把书一把撕烂，丢进垃圾桶。狭小的房间压抑沉闷，他冲出房门，踏着小镇深浓的夜色一路前行，秋风深凉，他的身子一阵阵地哆嗦，不由得抱紧了双臂。
韩江林像一只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小狗，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间游患。偶尔，他站在一扇透出温暖灯光的窗前，仿佛一只丧家的小狗，隔着窗子向往别人家的温暖。家总是被事业牺牲的对象，志士们说，天下未定，何以为家？如今天下太平，兰晓诗居然会因为事业，放弃温暖而幸福的家，天各一方，这又是为何？
夜深人静，贴在小镇人家窗前的灯光依次熄灭，闪烁着温暖的窗花一朵一朵地凋零，飘落进黑暗的深处。韩江林欲哭无泪，沿着深邃的巷道向镇外走去。
穿透斑驳的树影仰望星空，零落的星星因为凄凉而无眠。黝黑的吴氏家祠里传来悠扬的二胡声，曲调欢快热烈，南原大学艺术系学生在演奏《火车开进苗家寨》。
音乐在韩江林阴暗的心灵里打开了一扇天窗，他悄悄地走进吴氏家祠。音乐系的学生实习临近结束，学生们正在排演作品，为汇报演出做准备。欢乐的音乐是老师为学生演奏的，在给学生做示范，讲解民族音乐的特征。
韩江林站在巨大的廊柱背后，听老师讲解六、七十年代音乐的典型特征——快乐的表达载体。韩江林心想，搞音乐的人真是了不起，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欢乐确实是苗族歌舞的典型特征。欢乐是民族节日的核心内涵。
长发披肩，很有诗人气质的老师背对韩江林，说话的语速很快：《火车开进苗家寨》这首歌曲所采取的曲调具有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风格，表现了苗乡人民取得建设新成就的欢悦。这样的音乐适宜于在人山人海的广场表演。
老师说，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音乐是一种大众化的情绪表达，进入八十年代，音乐则更主要倾向于个人的抒情，如《我的中国心》、《我是一匹北方的狼》、《水手》、《黄土高坡》，这些音乐则倾向于个人主义的表达，这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心声。因为在进行了一个相当时候的隐藏乃至于抹杀个性的生活以后，个人主义的倾向无法忍受先前的单调、统一，转而寻求具有个性鲜明的表达方式，表达个性的抒情音乐因而逐渐一统天下。现在，个性的抒情到达一个极端，群体性的无意识必然寻求一种回归，回归到集体的声音。因此，我们为南江民族风情节创作的歌曲要达到两个结合，一个是把大众化的抒情与个性的表达相结合，一个是把民族的欢乐元素与流行音乐的时尚元素相结合，下面请张刚同学用电子琴演奏他创作的《蝴蝶》。
张刚演奏电子音乐前，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音乐《蝴蝶》的创作感言：蝴蝶的创作启示来源于苗族古歌蝴蝶妈妈，我原来以为只有文字记录的汉族历史深厚，没有想到，以口头记录历史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同样深厚，蝴蝶妈妈养儿育女的献身精神，使得灾难深重的苗族源远流长，蝴化而生的儿女远走四方，真实地表现了苗族的生存状态。
小伙子的语言表达不错，音乐初起，尚觉得新颖美妙，仔细一听，原来借助了《梁祝》的音乐旋律，调子稍显低沉，不过，依然悠宛动人。
在舒缓漫妙的音乐旋律中，韩江林一直在思考老师的话，如果关乎历史，可以用三国演义中的句子注解：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用婚姻的经历加以说明，是不是人们在围城里呆久了，必然想冲出围城，晓诗离自己而去，是不是有突出围城的意思呢？当然，这种表达钱钟书先生描写得更为经典：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笼中的鸟想出去，笼外的鸟想进来。从社会学的角度，老师的表达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普遍的人性表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们会出现某种心理倦怠，从而寻求个性的表达。这是不是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往往是交替演进？
韩江林抬头仰望家祠精美的壁画，形似飞天的仕女飘然而降。家祠曾经为区公所占有，后转给派出所，经过风雨的洗礼，墙头的精美壁画大量剥落，破败不堪。改革开放后，吴氏族人多次向上级反映，吴氏家祠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派出所从家祠迁了出去，在上级没有拨给修缮经费的情况下，吴氏族人集资把家祠修葺一新。
家祠由古代受重视，到后来受到大量被破坏，如今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不同样反映社会文化的某种交替演进么？
韩江林却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因为心情不好出来散心，居然能够冷静地思考如此复杂而高深的命题，这是不是个人与社会的交替演进在自己身上出现？
突然，一首清丽悠扬的曲子进入耳朵，敲打着他的心鼓。
音乐让他仿佛置身高山之上，心儿像小鸟一般在辽远、迷蒙的山原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