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啊，官僚啊，怒火几乎要将韩江林燃烧了，他作为白云堂堂的新任县长，要求一个部门处理一块抹了福尔马林的猪肉，竟然找不到责任单位，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反映问题，在这些云山雾海般的责任部门里面，哪里还找得到烧香的庙门？
但是，他的怒火不能朝技术监督局长发，因为他对业务是那么的熟悉，解释得那么清楚而有条理。以至于韩江林被这种思路明晰条理清楚的话弄糊涂了，拼命抑制住胸中的火不爆发出来，问，那应该由哪一个部门送去检测呢？
负责技术检测的是我们。技术监督局长毫不含糊地说，怨有头，债有主，韩江林正为找到了责任部门松了一口气。技术监督局长接着说，但我们的责任主要在生产环节，韩县长买的这块猪肉，可以看作销售环节发生的质量问题，主要由工商局负责送测，我们配合检测，当然，行业内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除了上级规定的常规检测外，像这种属于事主自行质疑的情况，执行的是谁质疑，谁送检，然后送相关部门处理的原则，当然，既然是韩县长购买的猪肉，我们负责送检，由于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检测设备，需要送到上级技术部门检测，这笔检测费由我们单位出就是。
技术监督局长够爽快的了，但这种爽快一丝一毫也令韩江林高兴不起来。一桩明摆着的事情，却要绕这么多弯弯道道，结果仍然是相关部门处理的回答，负责的相关部门那么多，谁都有可能相互推诿，避免承担责任。反过来说，任何事一旦与利益沾边，这种相关部门就会像乱头苍蝇一涌而上，这一小块猪肉，哪里又能够承受得了这么多的检查和收费、以及罚款呢？
韩江林拿起猪肉痛苦地审视着，检测一块十来块钱的猪肉，事先须进行一系列的检测，上千元的检测费用还得自己掏。与其这样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扔进垃圾桶里来得痛快。面对这一小块猪肉，他一个堂堂的县长尚且感到束手无策，一般的老百姓即使发现了问题，要想得到赔偿，恐惧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如果缺乏必要的检测机制，缺乏完善的监督和救助机制，无数普通的受害案件最终不了了之，最终结果却是以政府公信力逐渐丧失为代价。
韩江林真想绾起衣袖，赤膊上阵，利用县长的权威召集所有相关部门集中起来大干一场，痛痛快快地解决猪肉质量问题。但理智告诉他，这种运动式的工作方式不利用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更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良策。运动式的短促突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它能够在瞬间聚集力量解决问题，但瞬间能够聚集起来的力量，一旦失去控制，却会破坏制度本身。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得从制度上考虑。用健全的制度方能保证食品的长久安全。从现实情况看，这么多的部门同时兼管一块猪肉，多头管理实际上等于不管。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追求的是简洁高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管理体制却显得无比繁复，从而影响了工作效率。从食品安全事件的屡屡发生来看，这也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在行政体制上的反映。
韩江林心想，与其屡屡扯皮，倒不如改变为一个和尚挑水吃的体制，由一个部门一竿子插到底地进行管理，这样能够增加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而对处于两个部门结合部的管理漏洞，可以采取谁发现，谁承担责任，谁受理，谁负责的管理方式；或者授予某一个部门不管部的职责，全权负责处理法律规定不到，或者新发生问题的处理责任。
从当下的多头管理来看，要处理这块福尔马林猪肉，走法规途径太费时间和精力，造成了行政成本的巨大浪费。仅就刚才所打几个电话的费用，足以购买回这一块只有一斤多的猪肉了。
处理这一块猪肉居然要走那么复杂的法律程序，韩江林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心痒痒的难受。作为县长，他有权调动行政资源来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普通老百姓应当也有调动行政资源的权力，但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官员会听从一位普通百姓的调动，更不会把老百姓真正的视为纳税人而赋予他这种权利。县长可以利用权力牺牲体制来实现意愿，老百姓只能遵守体制。他是一个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公务员，知道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向某些机关投诉是处理这件事的唯一渠道。
不能再做牺牲体制的蠢事了。韩江林心道。他曾经听过一位教授说，体制一旦建立，必须超越一切权力，成为全社会、全体公民的共同准则。当然，他明白要达到这种要求，肯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法制体系是约束强势群体、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良好平台，也是保证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法则之一。
韩江林曾对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进行过分析，创业型人才不受体制的约束，方能成功大业。像朱元璋等封建皇帝，以打破体制为乐事。这种每事亲躬、强调主要领导意志的体制外领导方式，容易迅速的集结力量，在发动重大战役和应付突发事件方面，具有某种特殊的优势。而对于守业型人才，凡事强调制度和纪律，任何事情必须得到权力机关的同意和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