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拉奇看见这个标题，她或许会不屑一顾——我对世界第一女记者不感兴趣，我更关注我的文学创作。法拉奇采访过世界各地的政要和敏感人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以及我国领导人邓小平，等等。但这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有自己为之骄傲的文学作品，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法拉奇的面容。
女孩不哭
手术之后，气息奄奄的法拉奇要求看一眼大夫摘除的肿瘤，大夫说，那上面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并不好看。“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于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出现在她眼前，她开始对那块异物大骂道：“你这个可恶的东西！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
尽管癌症毁了她的生活，但对于疾病，她只有痛恨和反抗，绝对没有眼泪。这个在战火中长大的女孩子，一直记着爸爸的话：女孩不哭。
法拉奇出生在二战中，当美国飞机轰炸她居住的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恐惧得号啕大哭。一旁的父亲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给了她一记重重的耳光：“女孩子是不哭的。”从那以后，法拉奇跟着父亲从事地下活动，学会了使用手榴弹，父亲的英勇形象，也成为让她骄傲和效仿的对象。
亲眼目睹二战的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是两码事，所以我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仇恨和反抗，是法拉奇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生存智慧，直到她成名之后，也承认：“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这个吻擦干小女孩的眼泪，带走了她的懦弱，让她像一个勇士是一样勇往直前。
朝饭碗吐口水
法拉奇从16岁开始做新闻写稿人，22岁时，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记者，她的新闻稿不是普通的流水账，而是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让她得到了在更大的媒体工作的机会。但是，她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个记者，“想想吉卜林、杰克·伦敦和海明威，他们是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法拉奇一直想像海明威那样，做一个虽然从事新闻工作，但是不失自己的作家才华和声誉的撰稿人。
也许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法拉奇做事情总是充满激情，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和感受，只在乎自己的感想。她在伊朗裹着黑色大长巾，进入只对穆斯林开放的清真寺，描写了在禁区做祈祷的教徒样子。这本身是非常冒险的，但她在文章中不客气地说：“我以为他们在做瑞典式肌肉关节体操。”她采访皇室成员的时候，记者们要求她召开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她让皇后等待》。诸如此类的事件多了，人们渐渐感受到了法拉奇的风格。
这种风格为她赢得了读者，但也让她失去工作，因为她坚持自己的风格。“首先得让我听听他会说什么，我将基于他的演说来写”，可是编辑坚持要她写出讽刺性的文章。
“如果那样，我就不写。”两小时后，她收到解聘通知单，编辑对她说：“永远不要往吃饭的碗里吐口水。”
“我就要吐，然后给你吃。”
其实，法拉奇不是在往自己的饭碗吐口水，她不愿意弄脏自己的碗。她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在她的文学作品《印沙安拉》出版以后，法拉奇就不肯再谈论她早期的《好莱坞的七宗罪》和《无用的性别》。她觉得自己年轻时候的文章都不成熟，那些花俏“会损害严肃负责”的形象。这两本书她拒绝再版，还强烈反对选取她的文章出版作品集的行为，“我觉得这样做太可笑了”。
愤怒的公牛
在采访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时，因为她的问题过于尖锐，被对方称为“一只愤怒的公牛”。所有被她采访过的名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法拉奇式的进攻。
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姆尼的时候，谈到伊朗妇女的种种清规戒律，她说：“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
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脚下。
1982年，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但沙龙极力否认。这时候，法拉奇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从一岁到五岁的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手张开着，像在乞求怜悯。”
这次采访让沙龙见识到法拉奇的厉害：“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法拉奇还让基辛格差点倒台。当时接受采访的基辛格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法拉奇在访谈稿中批评基辛格“是一个冰冷冷的人”，并且说基辛格把自己形容成了一个“不带枪的亨利·元达”(美国西部电影里西部牛仔形象)，还说“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