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的问题确实是如天启分析的那样，财雄势大而养出强兵，乍看之下无法抵敌，让人灰心绝望。
但和记的根源是扎在大明体内，这使得和记上下既不同于东虏，也不同于北虏。
北虏和东虏都自有根源，自有一套体系和生存发展之道。
而和记则是在大明体内吸取养份发展起来，其核心力量都是源于大明之内，虽然这个团体是张瀚一手打造，但注定了和记与大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并且和记过于依赖雄厚的财力，甲坚兵利的背后是对后勤和财政的依赖。
这也是张瀚不能持续不断的打仗，更不能在现在打到辽东的原因所在。
各种军队有各种不同的构成，核心不同，表现也不同，和记的核心相当依赖财力物力的支持，这样的军队，有超级强悍的战斗力，但短板也是相当明显。
和记不能如蒙古人那样，餐风卧雪一路西征几万里，一直在马上不下马，走半年放牧半年，靠牧群提供的肉食和奶为生，也靠抢掠维持军队的战力和后勤。
也不能如东虏那样，打仗就是抢劫，打赢了大家都有好处，分牛羊分衣物分田地，靠这个鼓励八旗上下的士气和战斗力。
和记是一个更精细，复杂，强大但也相对脆弱的体系。
天启的判断相当准确，封禁海贸，禁绝内地商行，对和记的财政体系会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和记确实还没有准备好，大量的新军部队在筹备编练，更多的装备要资金和物资来生产，对草原的统治还没有梳理完成，不够稳定，对俄罗斯人的贸易规模还有待扩大。
对台湾来说，还没有彻底解决荷兰人的海上力量，所以对福建沿海还有依赖。
同时台湾人力不足，仍需大量的移民进入岛内，扩大茶叶，生丝，白糖的生产规模。
一切还有赖于时间，天启皇帝当然并不能知道和记的打算和具体的做法，但他能判断出来和记也没有准备好，这已经是相当敏锐和睿智了。
魏忠贤拜服道：“皇爷庙算如此，奴婢万分敬服。”
“叫卢象升不要过于操切。”天启道：“也要看具体情形，做不成，就不要做。”
皇帝对暗杀或是抓捕张瀚都是相当赞同，没有心理上的不适感，天启自幼是皇子，未长大成人就成了皇帝。
儒生们和太监们都告诉他，他是天子，要守着祖宗江山，天下的一草一木和每个人都是皇帝的，天子拥有一切，也涵盖一切。
张瀚是臣，却有不臣之心，哪怕将其族诛天启也不会有任何的犹豫，皇帝犹豫的是不要失败，万一失败了，不仅有失道义，为天下人笑，还会更加的被动，和记得了大义舆论的名份，将士更加用命，可能拖都拖不下去，那就麻烦大了。
“一定要谨慎。”皇帝再次说道：“一切由当地文武官吏作主，具体就是抚臣洪承畴和道臣卢象升，厂臣可以提醒他们京师的局面，派谨慎干员去提醒，但千万不要逼迫和催促。”
魏忠贤拜道：“请皇爷放心，一定不会操切冒失。”
“还有件事。”天启道：“此事也要秘密为之，辽东巡抚说要与东虏议和，其派人去给老奴吊丧，朕虽不以为然，亦允其自主行事。但辽东巡抚大张其事，此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少，举朝汹汹，皆不以为然。朕亦知对东虏十年之内不可言恢复，只能固守。议和未尝不可，但以辽东巡抚历来行事观之，其操切冒失，一意求名之心明显。要派人提醒于他，资粮于科尔沁之事，不可再为之。与东虏接触议和，不可擅作主张，不可随意许诺，不可惹动舆论，以致浮议纷纷！”
魏忠贤赶紧答应一声，接着又小心翼翼的道：“辽东巡抚想趁老奴已死的时机，修筑大凌河城。此城若成，锦州等处也安稳了，此事十分要紧，不知道皇爷可有话要说？”
天启脸上露出矛盾之色，显然是对这件大事还完全没有考虑好。
袁崇焕现在一门心思要把解决东事的大功抓在手里，人皆有私欲，袁想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也无可厚非。
打是肯定没法打的，袁崇焕认为十年之内只能固守，根本不可能解决东事。解决的办法就是“抚”，也就是议和。
东虏不再来攻，双方平安无事，百姓免受战争之苦，朝廷可以节省用度开销，把精力用在防备和记这个生死大敌之上，袁崇焕认为无论如何这还是合算的。
关键之处在于不能再叫和记出来捣乱，所以辽西那边秘密售粮给科尔沁，甚至是半卖半送。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科尔沁已经在表面上臣服，程本直等人已经去过科尔沁，知道实际上的情形。
科尔沁人还能凑起十几万人，但正面与和记对战根本不是对手，其部落又贫弱无力，就算有心想做一些事也无能为力。
袁崇焕希望科尔沁在一定程度上能扯一下和记的后腿，蒙古人最缺的就是粮食和铁器。虽然袁胆大包身，铁器是肯定不敢给的，就算给也是十分机密，绝不会叫朝廷知道。明面上来说是卖粮给科尔沁，这事也是一样知会过朝廷，最少内阁是肯定知道的。
袁崇焕的议和诸事，不管是吊丧，密议，还是卖粮，从程序上来说其实并无问题，毕竟向朝廷奏报过，通知过内阁，内阁也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所以崇祯杀袁时，议和这个罪名，其实远谈不上，不能算是罪状之一。
就天启的角度来说，从大战略上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