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服刑，那自然是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可怜的李来福连自己的罪名都不知道，改造又从何说起，检讨书是经常要写的，自己的思想改造历程也时时都要记录。李来福不知道该记些什么，便只能写上一些：“管教对我很好。”、“今天的劳动使我受到了教育”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好在监狱里从来也不注重他写些什么，甚至连很多管教人员，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被抓了进来。
五年的刑期过去了，李来福回到了村里，可是村里早已物是人非了。他的那个漂亮婆娘，早已在一年前便已去世，去世时连三十岁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家破了，人亡了，会计的工作自然也丢了。没有人会雇佣一个刑满释放犯做会计，李来福的生活陷入了风雨飘摇。
与其这样，还不如在牢里呢。在牢里至少还有口饭吃，虽然没什么油水，经常都吃不饱。
余家在村里依旧风光无限，余明龙的老子退休了，在家里享清福，村长的位置很自然的落到了余明龙的手中。
当然，这是选举出来的，农村基层干部那可全部都是选举出来的。
至少报纸上是这么说的！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相不相信，反正选举出来的人就是余明龙。
手上掌握着权力，那么金钱自然是滚滚而来，至于怎么来，余明龙不说，人们自然不知道。短短几年间，余明龙就成了远近闻名的首富。那个时候，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到老鼠的自然就是好猫。作为创业急先锋，他还上了县里面的报纸，上了县里面的电视。
在电视里面，余明龙穿得人模狗样，面对着电视镜头，侃侃而谈，大谈他如何有钱，如何买了多大的一块地，如何建起了多么豪华的一栋大楼。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多次打断他的话，请他将重点放在如何创业之上。
如何创业呢？这可是个难题。
余明龙虽然拥有了如此大的身家，可是对如何创业这个问题他似乎并没有想过。在主持人的追问之下，被逼急了，他就冒出了这么一句：“反正钱就这么来了，你管我怎么创业的呢？”
这一期直播访谈节目，在县电视台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最大的笑话。在电视台随后的热线电话里，观众的骂声将县电视台都给淹没了。
但无论如何，余明龙的财富摆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动得了。
余明龙春风得意，李来福自然就是穷困潦倒。
他没了工作，甚至连田地都没有了，作为对犯罪分子的附加惩罚，他原先的两亩薄田被没收，为了求生，他只能靠打零工挣钱糊口。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直到他遇到了一位寡妇。
这位寡妇是从本村嫁出去的，可是丈夫死了，她就带着年幼的女儿回了娘家。李来福的遭遇她是知道的，对这样一个老实人抱有一份天然的同情。既然一个鳏，一个寡，那么就过到一起来吧。
幸福就以这样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砸在李来福的头上。
虽然过到了一起，可是生活毕竟要延续。为了挣钱，夫妻两人在几年前毅然来到深圳，靠打工来养家，年幼的女儿要上学，就放在老婆的娘家来养，成了一名留守儿童。
这个女儿今年只有十二岁，虽然不是李来福亲生的，可是他却视若己出。小家伙聪明、可爱，特别是嘴甜，对着李来福爸爸、爸爸地叫着，叫得他的心都酥了。小家伙喜欢音乐，又喜欢跳舞，两人计划着，一定要送她去上一个艺术学校，培养一个小明星出来。
打工的日子虽然很苦，可只要有了这个希望，那么苦也是甜的。
夫妻两个都在蓝星工业区里打工，却不在一个厂。刚到深圳的时候，两人是在一起的，都是在鞋厂里面做普工，鞋厂的工资很低，也很辛苦，上班的时间也长得要命。后来比森玩具厂招半成品仓库保管员，恰好他村里有人在玩具厂工作，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李来福。凭着他会读会写会算的本事，居然就应聘上了。从此李来福就脱离了普工，做上了仓管，工资虽然没甚么变化，甚至比做普工还略少，却轻松了不止十倍。
工业区里的宿舍是不设夫妻房的，所以夫妻两人虽然天天能够见面，却从来没有住到一起过。这种生活，其实跟鳏寡差不了多少，别说现在不是在一个厂，就算以前两人同在鞋厂，两人也从来没有在一起住过。
不光他们夫妻是这样，工业区里数万打工者，深圳、广州、东莞等地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们，哪个不是这样？在紧张忙碌的打工生涯之中，人性，只能被压抑，甚至被泯灭。
工资高的，自然可以在外面租房，夫妻团聚，可绝大部分普工，有几个舍得花钱去租房？一个月辛辛苦苦赚几个钱，容易嘛？
像李来福这样的老夫老妻还好说，毕竟年纪大了，愿望没有年轻人强烈。可深圳是个年轻人的城市，百分之七八十的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让他们忍，如何能忍？
所以在十元店里开房者有之，在野地里就地解决者也有之。
其中不乏合法夫妻因开房或在野地而被以某种名义处罚的新闻出现，而所谓的临时夫妻，也是这个现实下最新出现的畸形产物。
每当这种新闻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嗤笑，有些人气急败坏，道德伪君子们挥舞着道德大棒，见人就打，仿佛当今社会风气日益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