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世虎在董家堡五里之外扎营，营寨的地点选在一处高岗上。下面就是已经结冰的董家河，这里易守难攻，也容易取水，是一处理想的野外扎营之地。
顾世虎这次出城，带上了四门佛郎机大炮。佛郎机大炮，本来是葡萄牙人传入中国，在嘉靖年间大规模流入中国，这种火炮大小不一，重量不等，轻则二百多斤，重则上千斤。
顾世虎营中的四门佛郎机大炮重达千斤，算是威力最大的一类佛郎机炮。这种火炮采用子母筒装弹方式，子筒类似于现在的炮弹，母筒就是炮管。
因为可以备用多个子筒事先装弹，因此射速很快，而且比较轻便，但缺点也很明显，子筒太薄，膛压不够，所以威力远远比不上先进的红夷大炮。
尽管这种火炮在西方战场已经沦为辅助火炮，但是在大明朝，尤其是延长县这种地方，还是威力极大的一种武器。它的射程比虎蹲炮远，威力也比虎蹲炮大，准头还比虎蹲炮高。这四门火炮，可以说是顾世虎军中压箱底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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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世虎听闻斥候来报，知道董家堡贼军居然蜂拥而出，向大营攻来。这些贼兵，衣装简陋，兵甲不齐，披甲之人居然只有二三十个，还是官军中最简陋的皮甲纸甲。
骑兵也非常稀少，只有二十多人，马匹不齐，大部分还骑着毛驴，骡子。
但是顾世虎已经不敢小看这些骑兵。毕竟已经交过手，从他的感觉来看，这些骑兵尽管马术不精，装备不整。但是却英勇敢战，如果流贼手中有一二百这种骑兵，这一次出兵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顾世虎上一次攻打董家堡，死伤家丁十人，士卒上百人。最后还是靠着佛郎机大炮之力，才能击败对手，攻下了董家堡，从这次战斗之后，顾世虎就不敢小看这些贼寇。
毕竟这些贼寇是为了活命生存、才起兵造反，他们的战斗意志、战斗士气，往往也会超过官军。
顾世虎不敢怠慢，他现在还没有扎好营寨，营寨中的防御工事几乎没有，只能出营而战。
他将正在扎营的士卒全部召集起来，排成阵列立于高岗之上，四门佛郎机大炮修好阵地，调整好了炮位，等待刘宣率兵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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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宣出了董家堡，将队伍调整成四路纵队，慢慢的向官军方向逼过去，因为刘宣每天操练跑操，士兵的体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
不到半个时辰，趁着天色还没有彻底昏暗，刘宣已经距离顾世虎官军的军阵不足一里。
佛郎机炮的射程也就一到四里左右，有效的射程，其实也就一二里。
而在这个时期，明军火炮射击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已经有了铳规、铳尺、矩度、星斗、射表等现代炮兵工具的雏形。
而这个时期，在西方国家，因为炮兵的要求急速提高，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培养一位合格的炮兵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一位合格的西方炮手，不仅需要掌握矩度与距离的估算，还要掌握铳尺、铳规的用法，火炮弹药的装填，星斗与火炮的瞄准等等。
能熟练掌握射表，铳尺，铳规，矩度等等知识，已经需要不俗的近代数学功底了，最起码相当于现代初中学生了。
而这个时候，哪怕是西方国家，识字率都很低。只有富裕的贵族，才能培养出合格的炮兵军官。
中国的状况，恐怕更加糟糕。不仅仅是识字率低的问题，还有长期儒家学说的禁锢。尤其是理学盛行之后，精通《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等数学知识的读书人，只怕更是凤毛麟角了。
对于葡萄牙人的炮术学问，明朝一直千方百计的想要获得，但是这种先进的炮兵技术，葡萄牙人视若珍宝，当成最大的机密。尽管他们常常为明廷铸造火炮，但是从来不曾传授这种先进的炮兵技术，也不在明朝官兵面前使用这种技术。
从天启年间，到后来的崇祯时期。明朝一些读书人一直不遗余力专研其中的奥秘。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都花费了很大的辛苦研究这种先进的炮术，孙元化还撰写了《西法神机》一书，专门讲述了这种先进的炮术。
最后还是孙元化天资最高，他最后费尽心机，终于摸索出了这种先进的炮术。
在崇祯三年，孙元化出任登莱巡抚，成为天主教徒中第一个拥有实际兵权的方面大员。他起用王征、张焘等奉教官员或将领，装备了大量的西洋火器，还聘请了澳门的葡萄牙军事顾问，初步掌握了铳规、铳尺和矩度等仪具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的技巧。
在孙元化部队中担任顾问的西劳等十三名葡人，对这种先进的炮术也十分熟稔。在崇祯四年的麻线馆之役中，当时西劳亲自使用西洋大炮发射十九次，打死满洲官兵约六、七百名，其中还包括大贝勒代善的第五子巴喇玛。
同样地，孙元化所属的孔有德，率部掀起吴桥之变后，能在山东地区造成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的结果，也是因为受到良好的火炮操作训练。
在这场兵变中，叛军先后将红夷大炮二十余位和大将军炮三百余位投入战场，打的明军狼狈而逃，颜面尽失。
当地的文官在奏报中如此描述：“对城攻打，准如设的，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