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平阳府虽然干旱少雨，但是各府县的百姓却在热火朝天的忙碌之中。尤其是分到了农田的贫苦百姓，虽然生活上仍然吃不饱饭，常常靠野菜充饥，但是却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县的水利、农田设施建设当中。
因为刘宣免除了徭役，所以兴修水利这种庞大的工程花销更是惊人，仅仅平阳府四十九县报上来的水利专项费用，就达到了七十三万两白银。
这样大的花费刘宣当然拿不出钱来，所以他他压下了在五府四十九县全面动工的打算，只批准了隰州、霍州二府十六县的工程。其中隰州水利经费白银三万两，霍州的经费达到了四万两千两白银。
霍州虽然只有六县，但是一来霍州是刘宣这支大军的老营，在这里刘宣这支军队几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二来霍州境内包涵十万人口的洪洞县城，所以在经费之上，霍州府或多或少沾一些便宜。
到了明朝末年，虽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全球的气候持续变冷，导致农作物出现了一定的减产。但是真正导致北方大片土地荒芜、遍地流民的局面，却并不是因为干旱、寒冷的原因。
明末北方之所以流民遍地，第一是因为吏治败坏。朝廷的各级官员，如县令、知府、道台、巡抚、太监、御史贪污腐败、残酷骄横，彻底放弃了朝廷救灾的职能。他们在北方各地趁着灾荒的因素，大规模兼并土地，通过放高利贷、哄抬粮价等手段，将大片的良田抢夺在自己手中。即便朝廷拨付一些赈灾的白银，也会被各级官员漂没干净。
此外，因为官绅阶层将赋税转嫁到百姓头上，所以官绅越是兼并土地，朝廷能收到赋税的农田就越少，底层百姓的负担就越重。而朝廷自然不肯能让税收减少，反而三番五次的加征三饷。这样一来，百姓的赋税就越来越重。正因为官府严酷的征税比粮，百姓终于活不下去，只能弃耕抛荒成为四处流窜的饥民。
第二个根本原因就是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钱供自己穷奢极侈的耗费，一面又要筹措庞大数额的军饷用来打仗，让国家的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
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以黄河来说，明代原来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濬制度。、
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橐”，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厚，河堤连年冲决。
管河的官吏甚至幸灾乐祸，“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尅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正是崇祯年间河患日棘的根本原因。
其他水系的情况也差不多。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当朝面奏：“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
崇祯皇帝问：“水利何为不修？”
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说：“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兴修水利却须要钱粮。”
崇祯皇帝一听要钱，立刻沉默不语，过了好半天才拐弯抹角地说：“要修水利，可扰民否？”
于是。在不愿“扰民”的幌子下，东南第一大事的兴修水利自然搁置下来，只能任由灾害侵袭，农田被大水淹没几百万亩。
而众所周知。越是干旱的灾年，越要兴修水利，以免粮食大规模减产。而崇祯年间，因为政府控制能力低下，不仅不可能修水利，反而还要变本加厉的征税比粮。
这样倒行逆施的政策。只能让百姓抛弃自己世代耕种的农田，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而流民稍微控制不力，就会集合起来造反，彻底毁坏地方上的一切。
永和县衙。
还不满十八岁的六品县令孙可望毫无风度的蹲坐在门槛之上，狼吞虎咽的啃着一根猪骨头。
他不顾仪态的边吃边说道：“老钟这小子运气不错，这次进山查探地形，居然射杀了一头两百斤重的野猪。这野猪膘肥肉香，孟科长，你要不要来一点儿。”
因为这两年来刘宣发展极快，已经打下了不少地盘，所以下面的地方官员也水涨船高，升官的速度也快的惊人。尤其是永和县的文官，因为是第一个建立制度的县城，所以这些地方官员大部分都受到了刘宣的重用。
其中知县李翰先是调任了霍州知府，现在以不到三十之龄就担任了文官之首、中书省侍中。县丞周恒也连升sān_jí，直接提拔为隰州同知。县尉廖狗儿也被刘宣调入主力野战军中，担任了营官的职务。而当时仅仅十六岁就担任了通判一职的少年营孤儿孙可望，也顺着大势连升sān_jí，成为了正六品的永和县县令。
永和县算是山区小县，总人口不超过万人，即便刘宣留下了一部分军眷家属，加起来也就不到七千人。整个永和县城，人口还比不上洪洞县的一个集镇。
在这种山区县当官，虽然可能提拔更快，但是对于文弱的读书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好差事。
孟真科举成绩不佳，自然当不上司长、县令这种六品以上的大官。他起步的官职、只是一个八品的水利科科长，尽管他并不精通水利，但是担任了这个职务，孟真就必须赶鸭子上架，迅速的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刚刚上任，虽然上官孙可望年龄幼稚，但是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