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宣已经决定南下，但是趁着手握两万五千大军之际，还是决定将汾州附近的反对力量清扫干净。比如汾州的庆成王与永和王二位藩王，介休县的巨商范永斗，他们手中都有无数的良田财物，对急需要扩军打仗的刘宣来说都是肥嫩可口的小绵羊。
尽管这些嫩羊对百姓来说可能化身成另一种生物，变成贪婪凶猛个猛虎，或者狡猾残忍的饿狼。但是对于手握几万雄兵的刘宣来说，斩杀藩王巨贾，将他们的土地分给麾下的士卒、贫困的乡民，既能抄掠银钱，也能拉拢人心。
刘宣做下了这个决定，第一站就来到了汾州，决定拿庆成、永和二王开刀。
明朝对宗室的管理，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永乐之后渐趋严格。建藩初期，王府权利有；第一允许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
第二，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第三，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第四，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
第五，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
第六，有终身俸禄，单是米一项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这些规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为天子耳目、监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有权训兵待命，等天子密诏统领镇兵讨伐。
洪武后期，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让朱元璋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于是。对藩王制度进行了修改逐，渐减少了藩王的权利。
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朱元璋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夹辅王室，要讲亲亲之谊，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
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形成尾大不掉不势，以至于朱棣有实力发动夺位之战。
永乐帝即位后，鉴于前朝之失，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
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等等措施。
永乐时。前车之鉴，规定宗亲不得为官。文武百官对于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出到封国。以后非奉诏不得进京。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
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此外对宗室的的约束还有：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
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
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 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正统十四年，韩藩襄陵王欲入京师，后又愿率子婿从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没有得到批准。甚至崇祯二年清兵进逼京师，唐王倡议勤王，竟被废为庶人。
明末之时，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
那些好饮醇酒、近妇人的藩王，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宗室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
到了明末之时，藩王的名声早已经臭了大街。历史上李自成、张献忠等草莽英豪，对待俘虏的官员或者还留他们一命。而一旦俘虏任何朝廷藩王宗室，都要严酷的将他们处斩，由此观之，明末之时百姓对于藩王的痛恨。
而整个汾州县城，就有庆成、永和两家郡王。庆成、永和两家郡王都是永乐年间朔封，二人都是初代晋王朱棡的儿子，算是嫡亲的兄弟。
从明初到明末二百多年时间，两家藩王的人丁急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