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证券交易所开业后如何人头攒动，争相抢购，陈文强在出席完开幕式后便悄然离开了。目的已经达到，他要回北京向大总统进行汇报，然后便要去西安。
财政、外交都基本走上了预定的路，他要为一战的爆发提前做些准备，依靠他的头脑。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只要切实实施，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虽然他是穿越来的，但并不认为没了他，已经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便会一团混乱。
人才，中国是有的，论知识，论理论，并不一定比他差，所差的只是他未卜先知的本事，以及对未来的一些预见而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连他也对未来事件的预测产生偏差，能不能发生，如何发生，这些都可能不再按照原来历史的走向。
只能掌握大的方向，并尽量搜集情报，以尽可能使自己的推测符合实际。陈文强失落之余，也感到欣慰，起码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要好得太多了，这其中不也包含着自己的努力吗？虽然很累，也牺牲了他很多的个人利益，但他觉得是值得的。
如今，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财政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国家的外交基调已经确立，国内的各项建设已经开始，他也要暂时离开中枢了。西安，那里有着他的期盼和希望，有着正在研究中的，能在一战中稳定国家的利器。
从心里讲，陈文强更希望专心从事自己的专业，那样会更有乐趣。但世事难料，对历史上中国的曲折，人民的苦难，使他有更沉重的感觉，也使他走到了现在这一步。
现在，他好歹可以稍微松口气了。国际上，由于两大军事集团的竞争和对抗，使得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有所减轻。而在国内，各方面的势力看起来也无力或没有理由掀起反对风潮。意志的统一，可以使以复兴党为主导的政府专心于建设，专心于积蓄国力，专心于扩充军备。
陈文强轻轻放下笔，将写完的工作汇报合上，起身走到舷窗前，望着东面的大海。那里有中国的死敌，日本，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在为打倒这个敌人而做准备。
日本，因为国内形势的不稳和列强的矛盾，而无法对中国采取积极行动。
1911年8月，积极采取*措施以及扩充军备的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因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被迫辞职。但这位陆军大将在军部的支持下，利用扩军问题将继任的西园寺公望内阁搞垮，于今年又再次上台执政。
军部这种专横行径，不仅使议会内的反对党派对桂太郎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也遭到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呼声响遍全国，数万名市民甚至包围了国会。随后各地群众反对运动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暴动，结果又迫使桂太郎第三届内阁垮台。
日本国内的动荡是政党政治和藩阀政治的斗争、陆海军之争、元老与军部的矛盾，但他们的争夺，又影响到了日本的对华政策。
近代中日关系最关键的症结，即明治后日本所趋向的军国主义道路。从藩阀元老政治-军部********这一理路看，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合乎其逻辑的，也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倾向。
此时的日本，就陆军（特别是少壮派）而论，亦不敢抛开上层的指令而断然“独走”。但是随着军队独立性的增强，一旦陆军控制了军部而断然实行“独走”，那么日本的对外政策的扩张性不仅会加快节奏，更会以最野蛮的方式展开。
相对于陆军而言，海军将领往往显得视野开阔、稳重干练。这显然与其军官的养成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其获取利益的战略有着极大的分歧。
比如大陆政策固然对陆军有着显而易见的利益诱惑，但对海军的吸引力并不大。后者更倾心于资源丰富的南洋，即“南进战略”。如果按照大正政变时的形势发展下去，海军或许可以成为一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陆军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力量，日本对外政策及中日关系亦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当然，陈文强绝不寄希望于敌人出现问题，而心存侥幸。单从日本还占据着台湾、澎湖，还有辽南、大连、旅顺来说，中日就难免一战，或者说是几战。中日两国从来不曾友好过，今天，明天，也不会友好。
如果说陈文强现在最想达成的心愿是什么，可能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毁灭日本”。对于陈文强来说，日本是中国动乱的根源，是让他不能逍遥自在的祸患。何况，他不能忘记前世那曾经有过的民族耻辱，不能忘记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中国人曾经受过的伤、流过的血！？
要知道，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
日本就好比是一个强盗与罪犯的家庭，它们在外面放火打劫杀人越货，用抢的财宝建造了高楼大厦，个个穿得衣冠楚楚。而被抢的中国，被洗劫一空，家破人亡，那些活下来的，身无分文，衣履破烂，食不果腹，被强盗和强盗的朋友们鄙夷和践踏。这些幸存的受害者满腔仇恨，却无法得到正义，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
但是，他们现在总算从地上爬了起来，总算有了些自卫的能力，但要消灭大小强盗、夺回被掠的财富，时机还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