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基本上在陕北放弃了农业生产，陕北农村人口全面被迁移了出去。只剩下城镇中还存在没有移民的人口。在放弃农业生产的同时，则是不断的往陕北运粮，供应陕北的城镇所需，同时城镇人口开始发展矿业。
铁路已经快修到陕北了，到时候陕北就算是干旱得再厉害，反正饮用水总是有的。把粮食运过去，城镇人口有矿业支撑就业，倒也可以发展。
相比之下，关中平原则是朝廷抗灾的重点地区，水利设施连修了三年，发动了大量的灾民投入建设。结果就是，朝廷在关中平原上建立了一个极为完善的水利灌溉设施，只要还能下雨，就可以蓄积雨水用于灌溉。同时渭水也提供了灌溉所需的水资源，尽管不是那么多。
但是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在天启十三年已经稳定了下来，在没有人祸的肆虐下，关中平原此时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商品粮产区，陕西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局势也大幅度的稳定了下来。
河南蝗灾同样是朝廷重点防治的，朱由校还专门成立了治蝗部队，一旦发生蝗灾，直接用人海战术喷洒杀虫剂，防治方法简单粗暴。
而在没有发生蝗灾的时候，则让地方政府认真施行各种从古到今摸索出来的治蝗方法。
农业上受到一定灾害实际上都不是那么要紧了，因为大量的人口已经因为圈地运动从土地中被释放了出来，投入了工业建设、生产之中。而朝廷已经拥有了供应稳定的商品粮产区。
工人通过劳动能够赚到钱，就能购买各种食品吃饱肚子。即便是朝廷不赈济，也都饿不死人。
受灾了大不了去城镇打工，如今北方新政各省到处都在招工，老百姓有充分的出路可以选择。
很多时候，只是看有没有被逼到那个份上。人被逼到一定份上的时候就会选择改变。
不过朝廷的赈济还是在做的，毕竟受灾了肯定是要管的。
没人饿死，加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商品供应量跟得上，老百姓也有收入，日子自然过得不错了。
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人们来说，日子比前两年还好过了。因为市场上的生意不好做了，商人不得不对商品进行一些降价。而他们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钱也变得更值钱了。
唯一涨价的就是农产品，其他工业产品基本上没涨价。
尽管人工成本上升，但是工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效率在提高，所以并没有跟着工人工资的提高而涨价。
浮躁的社会风气，在天启十四年春节沉淀下来了一些，尽管还是比较热闹，但是相比往年来说，大场面却是少了一些，一掷千金的场面少了。很多人也开始意识到，钱是不好赚的，朝廷不可能让人横着吃、睡着长，整天不做事就能有收入。
后世西方人那种高福利制度，看似对老百姓很好，实则最终害了老百姓。那样极易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人人都在玩，谁去生产？而且疯狂的透支消费，最终的结果就是入不敷出，只能通过疯狂的盘剥世界来维持现状。
委内瑞拉更是奇葩，为了讨好选民，总统撒出大把的福利，结果油价一降，整个国家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
外国佬基本上就是这样，什么古罗马、古希腊等等时期，经过能够兴盛一时，但不了解这世界的本质规律，结果总是做出一些自掘坟墓的举措，显得十分的短视。而中华民族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这是一个很长命的民族。
从三皇五帝下来，这个民族的历史远不止五千年。一个民族能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了。
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这么长命，主要就是因为道家文化的底蕴，从伏羲画出八卦之后，道家文化就贯穿了整个历史，道家为主流的时间，比儒家要长得多。而且儒家实际上也是依托在道家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
道家的不争，便是无所不争，儒家会消亡，但道家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却不会消亡，不管是什么年代。
如今大明只保障基本生存权，以及一些低福利的政策，同时改革之后特权阶级遭到了很大的打击，谁要想横着吃、睡着长已经越来越难了。那些不做事不奋斗的人，终有一天会坐吃山空。
大明这种制度下，也不可能出现什么金融危机。因为大明的国有资本财团运作模式与后世的国际财团不同，尽管此时银行不放贷出去给民资，但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则充当了保就业的作用，普通百姓的收入还是有所保障。
同时老百姓习惯存钱，没有疯狂透支消费的习惯，市场不可能产生严重的泡沫。
当然透支消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房子如果没有房贷，人们有多少钱，那么这房子就值多少钱，房地产在缺乏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就无法发展。
一定的透支消费还是必要的，这主要是看需求的问题。大明的百姓没有房子的会贷款买房，或者办工厂和搞农业的会贷款经营生产，这些消费未来的行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那些满足了需求的百姓，则是习惯存钱的。或者靠存钱来购买自己所需求的东西，这样的行为使得大明拥有很强经济抗风险能力。
后世的次贷危机，让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倒下了，而中国正是靠老百姓存钱的习惯，没有疯狂透支消费才撑住了。
西方人通过不断的降息刺激经济，以及大量刺激个人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