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筑先亲自率领着齐子修的第三营，再加上政工队、传令队共八百多人，在党邑西北的界牌，依靠着运河，等待着敌人。日军占据了运河西边的林庄村，向运河东边展开进攻。日军是兵精火力足，范筑先是人多士气旺，双方叮叮当当，打得好不热闹，总算打了个平手。
双方打到了下午三点，这时有一个日本鬼子骑着马到附后近大杨庄村去捉鸡，他哪里知道，这里到处是中国人的侦探，到处是民团，早就被民团看到，迅速告诉了范筑先。范筑先立刻命令政工队七八个人，去抓住这个鬼子。也算这个鬼子机灵、命大，一看许多人拿着枪跑来，吓得立刻仓皇逃命，战马也不要了，但还是被我们政工队缴获。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日军一看，再打下去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况且到处是民团，天一黑，更是中**人的天下，所以赶紧逃回临清去了。
临清日寇经过两次失败，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他们收买堂邑北边吴家海子刘桂堂匪部团长吴连杰，委任其为皇协军第一旅，补给武器弹药，使其牵制第六区的抗日部队。
范筑先在积极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加紧管理各县的工作，填补国民党县政府逃亡后的空白。11月底，管大同和20名上尉政治服务员奉命派去寿张县。
寿张县在现今阳谷县的南部，1964年被国务院撤消，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入山东省阳谷县和河南省的范县。管大同20人到达了寿张县后，当时国民党县长齐思元还在任上，听说是范专员派来的服务员，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应付着把这些服务员安排到城内东北角县立第一小学内。
当时这一带经常闹水灾，这时候的第一小学经过水灾后已经墙倒屋塌，仅有一座二层的砖楼和两间小茅屋。此时正值严冬，砖楼残破，窗上玻璃全无，东北风一刮，屋里就如冰窖一般，特别是睡觉时，被子又潮又凉，就如冷铁片一般。
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挡住抗日的热情，很快的，原来冷清的街头出现了石灰水涂写的抗日标语，红绿纸的传单和抗日油印小报《老乡》也印出来了，再加上服务员的救亡歌声，使这座古城的抗日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寿张的老百姓用惊愕的眼睛来打量着这批身系武装带，但都是徒手而来的青年军人。
对于这些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学生来说，如何深入群众，如何组织与掌握武装，确实是新的一课。但是管大同他们分析、研究到，如果能得到基层政权的配合或由自己掌握基层政权，那对开展工作可就方便多了。但是寿张县的情况，又是十分的复杂：
当时寿张城里，虽然旧政权还在，但由于日本侵略已迫在眉睫，各乡已骚动起来了。一些人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绿林，打家劫舍，到处绑票。你不叫我活，我也不能等死，惶惶不安的地主绅士就组织起了民团武装，与土匪对打。两方面一打，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夹在两种势力中间倍受煎熬。
面对着这两种利害相反的武装团体，服务员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他们都引向联合对敌，共同抗日的轨道，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任务不能明讲，只能暗暗地做工作。
管大同把人员分成了两拨，一拨是明着到民团中去做工作，一拨是暗着到绿林中做工作，在绿林中做工作的要绝对保密，以免被人说是官匪一气。可是实际上，凭着服务员的这些力量，无论对民团还是对绿林做工作，都是很困难的，那就是行话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绿林的目标是，攻城劫寨，搜刮民财大吃二喝，服务员去了，绿林们讲他们的一套大道理，根本就看不起这些年轻的服务员们。民团的目标是，保护村寨，尽最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一看服务员去的，有的还客客气气，表面敷衍，有的干脆就把服务员们撂到一边，不管也不问，给以冷遇。一旦这些民团做大之后，更是不愿意让服务员们接近他们的团丁，想方设法撵出这些服务员。
尽管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是年轻的服务员们在不断地总结着经验，越来越感觉到，掌握县政权的重要性，特别是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1月4日，县里到处风传日军已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十里堡，县里顿时和炸了营一样，有钱的士绅和官员们纷纷外逃，服务员们也撤退到城东北二里的一家贫苦农民家里。等事情稍微平息下来之后，管大同和服务员到县里一看，县长齐思元携带眷属借口到南岸视察，再也不敢回来了。
这样，寿张县长就出了缺。
服务员们商量后，就决定由管大同和姜维扬去见范专员，请示寿张县的工作。范专员略加考虑后，慨然以他的名义，任命管大同继作寿张县县长，原来的寿张政训处干事工作由聊城政训处派别人担任。
原来的管干事一下子变成了管县长，寿张县里的上层人物对服务员这些年轻人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变，就连县政训处的地位也明显提高了。当管大同这时候来走马上任的时候，寿张县的绅士们都出城列队迎接，接着又都纷纷来县政府“晋见”和祝贺。
管大同到任的当晚，即和大家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班子及施政工作。大家决定建立一个抗日廉洁的县政府。初步规划如下：1、施进财产累进税；2、救济灾民；3、废除苛捐杂税；4、推行抗日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