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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同黄百鸣倒谈不上不欢而散，只是争执也没有被搁浅下来。最后黄百鸣自然是拗不过徐克，三位制作人最终还是决定追加了些资金。
开机拜神之后，《最佳拍档之女皇密令》自然马上就投入拍摄起来。
好在吕言本身也是这个专业出身，加上融合了记忆倒也不至于出错。只不过这几天结结实实把他忙的头昏脑热，好象自己不是场记，反而是助理导演似的。
事实上场记看似跟打杂没什么区别，不过其在幕后发挥的重量不可忽视。对于影片拍摄阶段的一项工作内容，也指担任这一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任务是将现场拍摄的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镜头号码、拍摄方法、镜头长度、演员的动作和对白、音响效果、布景、道具、服装、化妆等各方面的细节和数据详细、精确地记入场记单。
由于一部影片是分割成若干场景和数百个镜头进行拍摄的，拍摄时不能按镜头顺序进行，因此，场记所作的记录有助于影片各镜头之间的衔接，为导演的继续拍摄以及补拍、剪辑、配音、洗印提供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场记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导演合理规划镜头，防止穿帮、越轴等失误出现。影片完成后，这些记录还可供制作完成台本之用。
现在每天出入与片场的吕言身上必备三宝：场记板、场记单、剧本。
场记板这络发达的后世大家也是见怪不怪。这东西在每个镜头开拍时需要打板用的，在板子上记录摄像机将要拍摄的集数、场数、镜数。然后被摄像机拍摄。
“言仔，把今天的场记单拿来我看看。”休息间隙，徐克戴着墨镜靠在椅子上说道。
吕言现在对于场记单的记录倒也是轻车熟路，并没有多想就递了过去。写这东西，有一定的格式。先写上集数、场数、镜数、条数。再写上拍摄的内容。最后记录时间码。并且要对导演满意的条数做记录。
由于徐克戴着墨镜，吕言并不能看出什么。
不一会，徐克就将场记单递了回来道：“不错，不过其中一条可以删去了。”
听不出夸奖，也听不出不满。
徐克将场记单递回后，就站起身喊道：“差不多了，刚才那条重拍。”
做一个场记要时时在导演身边，及时记录导演所说的。所以吕言也来不及多想，就匆匆将徐克所指的那条划上横线后马上跟了上去。
984年的香港并没有让吕言觉得那么难以融入，反而开始真正意义上接触到自己最喜爱的行业之后越发的积极起来。每天拍摄结束后的他，就会开始大量的阅读和学习。吸收一切他需要的东西来结合自己的记忆，这让他对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越发的了解起来。
对于新（和谐）浪潮电影和新艺城，吕言涉足颇深。一个是电影大运动，一个是自己现在的东家。吕言自然特别关注，从而开始慢慢体会到那些内在的东西。
在香港**潮电影运动之后，香港独立制片公司赖以生存的东南亚电影市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新加坡开始把资金主要投向香港电视连续剧，泰国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限制进口配额等原因而让港片举步维艰，越南市场则由于政治原因而丧失殆尽。
因此，香港独立制片陷入低谷，艺术性和思想性较强而商业性薄弱的电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香港电影步入了更加商业化、市场竞争更趋白热化的历史时期。在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下，新艺城采取的最主要的一个选题策略，是密切跟踪世界影坛的热门题材，以力保票房赢利。自第一部007电影公映，至98年，007电影已出品了2部，风靡全球。从98年起，新艺城就戏仿007电影，推出了《最佳拍档》系列。
新艺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的改编和翻拍，并不是简单化地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挪移到香港，再将片中的角色置换为香港人。以《最佳拍档》为例，该系列没有停留在对007影片的简单模仿上，而是从精神内核上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写。007电影的主角詹姆斯·邦德是被神化了的大英雄，《最佳拍档》的主角之一却是相貌滑稽可笑的光头佬，说着一口土得掉渣的方言（在香港发行的版本中，他说的是台山话；在台湾等地发行的版本中，他讲的是山东话）。他与另一位主角金刚机智、滑头有余，却绝非勇敢无畏的大英雄。
简言之，《最佳拍档》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人生哲学解构了007电影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表现出浓郁的香港本土文化特色，并初步显示出这一时期香港电影颠覆一切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后来王晶和周星驰等人的电影中被不断强化，成为90年代前后香港电影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
《最佳拍档》系列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其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和卖座影片的本土化改编和翻拍，成为新艺城常用的选题策略之一。以《阿郎的故事》为例，该片的灵感就来自一部韩国电影，叫《我最心爱的人》。在翻拍过程中，新艺城特别注重影片与香港乃至亚洲观众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等方面达成契合。这可以称为香港电影一种行之有效的“拿来主义”。
当初上课时，吕言也听导师分析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