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少年回大陆的啊？”坐在一旁的秦书恒问道。
“八零年，”梁爱媛扭头看了一眼秦书恒说，“哪时候两岸还不通航，我当时是经香港回去的。我当时回大陆有事情。我父亲带着他的部下撤到台湾第三年，那时候是五五年。我父亲去台北开会，蒋介石约见我父亲说让我父亲带着两个部下经巴基斯坦回到新疆。我父亲回新竹后就和他那几个少数民族部下说了这事，我父亲的脸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炮弹弹片削掉了一块肉，他的那些部下就说我父亲不方便，从他们中间挑几个回去。当时从他们几个中间挑了三个人，两个我们本民族的，一个哈萨克族的，临走之前，国民党当局给他们每个人奖赏了五根金条，说回来以后每个人还会在给五根。他们三个就把奖赏给的金条都交给了他们在台湾的家人，谁知道这一去就鸟无音讯。当时国民党当局怀疑他们三个回去投降了，可是他们任何值钱的东西也没带走，再说他们家人都在台湾。一直等到八零年大陆这边开始打自卫反击战，我父亲就让我从香港回新疆看看，那三个人是不是回去了。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父亲始终不相信他的兄弟叛变了。然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去到香港以后，交给大陆驻香港办事人员，把我回去的目地说明一下，证明我此次回大陆的原因。等我回到新疆老家以后，我老家的那些人都不认识我，我就把带在身上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照片拿给他们看，说我是谁家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然后我问他们二十五年前谁谁回来过没有，他们摇摇头说没见过回来，我在老家住了两三天就动身回台湾了。”
“奖励的金条你们上缴了吗？”秦书恒问。
“最后都上缴了，上缴十四条，有一条被其中一家人花了。当时我们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和我父亲撤过去的人也要吃饭。当时孙连仲和庞炳勋将军在台北开了一家饭店度日，我父亲和他的那些少数民族部下们商量，说咱们不如卖咱们老家的烤馕吧。卖了不到两个月就不卖了，一开始你们汉族人还买，以为那是大烧饼，挺好吃的，后来人就不多了。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大米足以吃饱，谁愿意买馕吃。我母亲那时候也找了一个做手工艺品的蓄贴补家用，虽然大家过得都不富裕，但是不至于冻着、饿着。小时候被我父亲带去的那些人都很团结，逢年过节大家都聚在一起过。生活上都还相互帮衬着。”说着梁爱媛眼睛里开始泛起泪花，脸色也变得红扑扑的，但是他没有流泪。“八七年的时候我们那些人一起回的老家，把那些在台湾病逝老人的骨灰，全部带回老家安葬。”
“当年一部《血战台儿庄》看哭了多少国民党员和台湾同胞，尤其是字幕上那一句我们永远只有一个家，家的名字叫中国，第二年就有无数国民党老兵回到大陆探亲，现在想想那场面还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