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首都是北京的时候，江南的百姓也好，官僚也好，士大夫也好，一直都觉得自己挺委屈。
甚至不少人恶意的认为，江南地区被朝廷征收重税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大明开国的时候，江南士民没有早早地表达对太祖皇帝的支持，反而支持了太祖皇帝的死对头。很多人都认为，似乎就是这个不好言明的原因，所以大明朝才会一直对江南地区课以重税的。
有钱的人总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自己的钱应该更多。日子过得好的人，总认为自己的日子过的还不够好，自己还应该过得更好。
那些有钱的人，有权的人，过着好日子的人，可从来不会对没钱的人，没权的人，过着苦日子的人表示什么慈悲。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没有权，没有钱，过不上好日子的人，单纯的就是因为他们蠢，他们笨，他们活该。
他们觉得只有自己这样的上等人才理所当然的高高在上享受着荣华富贵，其他的人是死是活都是他们活该。
这种心理，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别说江南地区地主阶级里层出不穷的官僚们了，就是江南地区的百姓也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命好，生在了江南这块宝地。他们觉得因为自己的命好，因为江南地区的富庶和繁荣，政府就要向他们多征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来说，他们一直认为，如果不需要为整个大明的财政问题负责的话，他们自己完全可以过得美好无比。
这种想法，可不仅仅是江南地区的百姓的想法。或者说江南地区的百姓有这样的想法，和江南地区的地主官僚集团，和江南地区的士大夫集团的宣传和鼓吹是直接相关的。
也就是说，作为掌握意识`形态的地域性统治集团，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们，他们本身就是这么看待问题的。
但是话说回来，所有的想法和设想，如果没有通过实践进行验证，那都是扯犊子扯淡的胡说八道。用脑袋凭空想出来的道理，用嘴巴凭空说出来的道理，从来都不是真道理硬道理。
即使市场经济发达如明朝末年这个时代里，大部分“精英人物”对于经济的看法还是相当的粗浅和简单的。
比如说，明朝的地主官僚们对于财富的看法，大部分还停留在真金白银方面。
赚了银子，再把银子融成银球银砖然后藏在地窖里密室里，他们就认为自己获得了并且储存了财富。复兴军在山西查抄晋商集团时获得了八千多万两白银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复兴军在扬州地区查抄两淮盐商的时候获得的六千多万两白银也是证明。
然而连复兴党最基层的党员干部也知道，白银也好黄金也好人民币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财富，这些东西只是货币而已。而货币，只是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不论白银黄金还是人民币，如果这些货币不能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就毫无意义。
为了证明这一点，新中国把一亿两白银，融化成了五千块每块一吨重的巨大银块，并且把这五千吨银块堆积在了新京特区中央人民银行门前的广场上，让全国人民可以随便的参观。
黄金白银这些稀有金属对于复兴党来说，除了在一些机器车床上的部件需要它们以外，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金属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新中国的八千多万人民群众虽然不见得都有这样的见识，可是他们也知道，在新中国里，黄金白银根本就没有人民币好使。因为用人民币可以买到天底下任何的东西，但是用黄金白银却做不到这一点。
用人民币能买到东西，人民币就是值钱。用黄金白银买不到东西，黄金白银就不值钱。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是通过实践经验就能建立这样的意识。
新中国的八千万人民群众能够通过两三年的实践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名义上属于南明统治区域的南方百姓却没有这样的认识。不仅南明的百姓没有这样的认识，南明朝廷里的统治阶级从崇祯皇帝到官僚地主们，也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从张居正开始就全面经济市场化的南方地区，早就建立起了一种刻板印象了。对于整个南方地区来说，只要有黄金白银在手，那么就可以买到任何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大明朝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江南地区确实可以通过手中的黄金白银购买到湖广地区的粮食，西北地区的牲畜，东北地区的皮毛，西南地区的茶叶，东南地区的海货等等物资。
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整个中国必须都是在一个体系下，所有的物资都可以自由流通的整体。
当复兴党控制了北中国，控制了西南地区的四川，威胁着湖南江西地区之后，早就已经不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种植的江南地区，除了手中的丝绸棉布和通过和南洋西洋地区进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黄金白银以外，真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原本作为大明朝的商品粮基地的汉江平原地区现在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河套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等地一样，已经成了新中国的国营农场聚集地。从1620复兴党建成开始，随着复兴党势力范围的扩张，因为牢固稳定的粮食政策，江南地区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少。
粮食少了，江南地区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