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清末时代里修建一条两百公里的京张铁路似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功绩。但是在17世纪30年代的复兴党中国同样修建这条铁路，就没有那么了不起了。
从1629年复兴党为了有效的转化农业人口为工业人口，大肆招纳破产和无地农民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湖北地区、山东地区和辽南地区为了完成的建设，先是在本地区建立起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然后就依托本省的钢铁工业开始全面建设。
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
人民群众从懒散的农民转化为纪律性和组织性极强的工人，对此感到不适应；主要工程机械从蒸汽机动力到柴油机动力，技术人员感到不适应；从按照复兴党中央设计局给出的全套的图纸和规划，到自己完成勘探、规划和设计，复兴党地方上的工程设计人员也感到不适应。
桩桩件件的不适应，在复兴党的强力推动下，从不适应变成了适应。三个地区的七十多万人民群众，从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农民，变成了工业社会的产业工人。大批出自复兴党正规教育体系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到了各地区铁路的勘探、规划和设计工作中，通过大量的实践成了真正的掌握了各方面技术和知识的工程师和设计师。
虽然在三建设完成后的统计中，三地区的复兴党员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一千多人，铁路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牺牲了近两万人。可是七十万得到了彻底的锻炼掌握了各方面技术的20世纪50年代水平的产业工人，和近两万名在一线得到了充分实践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却成了新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当新中国建立后，无论是针对东北地区的两横两纵铁路建设，还是针对河北地区的三横三纵铁路建设，或者是针对陕西和山西络建设，特别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建设工程的成武铁路（成都到武昌）和京沪铁路（新京特区到上海），都不再缺乏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人员了。
更主要的是，复兴党通过大力兴建铁路交通，一方面有效的把农业社会的人口改造成了产业工人，一方面因为铁路建设对钢铁和煤炭的需求，在全中国范围内普及了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
不夸张的讲，1636年的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已经可以媲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了。
按照中央统计局的统计，截止到1636年7月，新中国（现代社会的四川、湖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八千六百万人口中，专门从事工业工作的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万人左右。在从嫩江平原到汉江平原的无数国营农场中从事工业化农业生产的农业工人共有两千四百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在复兴党掌握的北中国八千六百万人口中，已经有三千七百万人是纯粹意义上的工业人口了。而剩下的四千九百万人口中，还要刨去三十万复兴党党员，以及复兴党从自然和地理环境恶劣的各偏远地区征召出来的五十万一线复兴军和两百五十多万主要承担生产建设任务进行工业化培训和实践的二线部队。
如果忽视工业化的水平的话，1636年的新中国已经是一个纯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了。
庞大的钢铁工业，发达的采矿工业，繁荣的机械制造工业，快速发展的石油工业，更上层楼的化学工业，已经完全变成了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轻工业，再加上不仅可以满足北中国的八千六百万人口的自身消耗，而且可以对南明地区进行出口的，专门化、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工业化农业体系，说现在的中华人民民主帝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一种比较谦虚的说法。
再强大的农业国也不是最落后的工业国的对手。现代中国有些缺心眼的专家胡说八道什么游牧文明的先进性，还弄出了什么这图腾那图腾的疯言疯语，在复兴党的实践面前显得非常的可笑。
复兴党可能没有詹天佑那样的了不起的工程设计人员，但是复兴党可是有着两万名受过20世纪七十年代水平的中专教育，经过了大量实践的一线铁路勘探和工程设计人才的。更何况复兴党还有着别说20世纪初的清末没有，就是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没有的几十万经验丰富的铁路工程建设人员了。
所以，投入了三百名工程师和六万多新老铁路生产建设兵，依托着新建成的秦皇岛钢铁基地每年三十万吨的钢铁产量和1633年完成建设的范阳机械制造厂提供的大量铁路工程设备，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1636年初，就完成了从新京特区到察哈尔新区的京张铁路的建设工作。
面对呼啸而来的火车，蒙古人的表现并没有比在十八、九世纪同样面对着火车的印第安人更加英勇和无畏。
能够在察哈尔地区和喀尔喀地区把多尔衮率领的后金各部和科尔沁蒙古部落打的落荒而逃的林丹汗，联合了十三个部落，组织了三万多蒙古“大军”，悍然向张恒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可是，面对着用复兴六式步枪（莫辛甘纳步枪）、复兴四式机枪（马克沁机枪）、火箭筒、多管火箭炮和75毫米野战炮（施耐德75毫米野炮）全面武装起来的，实现了连级无线电通讯（手摇式发报机）的五千复兴军一线部队，林丹汗遭遇了可耻的失败。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