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搞革命这种要革天命，要彻底的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的激烈事业了。就是相对比较缓和的搞改革，搞那种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顺风倒的改革，翻开史书看看，那都是非常惨烈的一个过程。
早一点的有商鞅变法，晁错变法，王安石变法，近一点的有张居正变法，未来的有戊戌变法，这些站在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立场上进行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变法，都是困难重重残酷惨烈的过程。即使这样，因为这些变法本身的性质，主持变法的改革者多多少少的在当时还能获得一些人的支持和赞同。
就是在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部分有见识有主张的地主阶级在面对国破家亡的大环境的时候，也还是支持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几乎没有任何支持，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帮助下完成的，最彻底的，也是真正的改变了中国命运的真革命，只有那一个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朝末年的复兴党比当年的真革命者所处的环境还要恶劣一些。不管是封建统治阶级，地主官僚集团，还是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了江南商业集团，他们对于复兴党的政治主张和复兴党的人民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一丁点儿的支持。
单单一个土地国有化和国有土地的工业化规模化经营来说，这种直接挖掉他们存在的根基的事情，他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会去支持。
说起来，用“举世皆敌”这个词来形容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王书辉领导下的复兴党，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作为目前统治阶级的汉族地主、官僚以及大商人不会支持复兴党，作为民族侵略者的后金女真更不可能支持复兴党，从农民起义者迅速堕落成封建争霸势力的农民造反军也不可能支持复兴党。
对于王书辉来说，对于复兴党来说，他们唯一的支持者，就只有一亿几千万正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了。
王书辉是个普通人，他就是再怎么知道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进步的，他也必须面对现实的情况。在这个举世皆敌的环境中，王书辉是真心实意的认为，复兴党只能而且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可能取得成功。
在这种认识下，王书辉对于群众的态度就变得并不是非常客观了。小心翼翼，紧怕人民群众在复兴党的领导下受委屈，这就是王书辉目前的心态。作为现代人的王书辉身上多多少少的那点小资产阶级倾向加上这种小心翼翼的心态，让王书辉看待问题有时候会有些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
比如说，他看到朱湖农场的干部们对待群众比较粗暴，而朱湖农场的职工们对于农场干部的主张并不怎么支持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的不高兴的。
特别是看到混沌摊小老板作为一个“外人”说的话都能得到复兴党治下群众的肯定，而复兴党干部的主张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呼声的时候，王书辉心里相当的不舒服。
就说这个批斗会吧。不说其他的问题，就说这种形式以及农场干部嘴里说的那些明显有着上纲上线味道的话，王书辉就从心里往外觉得不应该。
他觉得，无论这个魏老三是不是违背了复兴党的政策，那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怎么也不应该使用批斗会这种极端的，专门针对阶级敌人的手段啊？
不过王书辉做事情还是讲究规矩的。对于调查研究，他坚持一个“只听不说，只带耳朵和眼睛不带嘴巴”的基本原则。自然而然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出现什么“大老爷微服私访为民做主”的戏码。
复兴党的干部，因为是使用工业化标准化的手段培养出来的，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些人身上都有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和素养。教条主义，僵化僵硬，通俗的讲，做事情不会看眼色是个很大的问题。
讲规矩重制度，这是现在的近五万复兴党党员的共同优点。
坚持规矩坚持制度，就是王书辉的所作所为所说所讲，如果违背了复兴党的规矩制度，也有党员敢于当面讲出来，这是很好的，很让王书辉满意的。
可是王书辉在辽南军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情况，让他有些无可奈何。
在复兴党内，在复兴军里，复兴党的党员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们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只要是条例上没有的事情，只要是《工作手册》没提到的新问题，只要是过去在军事演习和实战之后的总结会上没有总结出来的新情况，复兴党的干部和复兴军的指战员们，就大部分做不到随机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只知道按照“本本”上的东西生拉硬拽，做事情特别的僵硬死板。
举个例子说吧，在东北冬天的气候环境下开展军事行动，建设土木工事的时候，因为土地都被冻得死死的，所以想要挖壕沟挖坑道，总是特别困难的。
复兴军大部分指战员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到可以放弃坑道挖掘的做法，采用建冰墙、建胸墙、建设地上工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反倒是一个个的要求总部方面给他们提供更加先进更加好用的器械和设备。
有一个营的营长更是直接提出了，“能不能给每支野战部队都配备一定数量的蒸汽挖掘机”的要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书辉其实是赞成那个要求给部队配备蒸汽挖掘机的营长的想法的。毕竟从宏观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