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过，复兴党最大的敌人是复兴党自己。我觉得这话真是真理。而且把这话推而广之的话，不仅复兴党最大的敌人是复兴党自己，一个人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别人而是这个人自己。”
冯定山虽然在农场里工作了也有三年的时间了，可仍旧是部队式的。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而且有着政工干部有条有理的语言特征。
“我们这一批主持农场工作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部队上调过来的，大家从部队到农场基本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感觉，那就是和部队上的战士比起来，农场的职工更不好管。或者更加直白的说，农场职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身上的懒病很严重。”
虽然复兴党内都知道王书辉不喜欢干部说群众的坏话，但是说起工作来，特别是因为感触真的很深，冯定山在语言表达上并没有什么顾忌。
“很多同志其实也都在私下里和我讲过，他们都觉得当农场的干部比当部队的干部要累得多。因为在部队里，有纪律有规定在那里，不管战士们是什么地方出身原本是什么样的性格，只要进了部队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基本的纪律意识就都能建立起来了。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点基本上所有经过新兵训练的战士们都能做到。不管他们在军事技能上还有多少问题，至少在纪律遵守上都有相应的意识了。”
“但是农场的职工就不行了。大部分的农场职工都是本地人。生产建设兵训练又都是在本地进行的。没有在陌生封闭的环境里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更主要的是，因为生产建设兵训练里对于生产技术的培训比重比军事训练的比重大，这就使得农场职工们的纪律意识根本就没办法和正规部队的新兵比。”
“只要是个人，身上就有惰性。天生勤快的人可能有，但是绝大部分人还是有很严重的懒惰思想的。农场职工过去都是苦出身不假，都是佃农长工的干活人的出身不假，他们在劳动上很卖力气也不假，可是那是因为卖力气干活都吃不饱饭，不卖力气干活只能饿死。”
“但是农场就不一样了。咱们复兴党首先从制度上根本保障了所有人吃饱饭吃好饭的权力，之后又给大家提供衣服房子，我们复兴党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的，自然不会像地主老财那样逼着职工们去劳动。吃的饱，穿的暖，睡得安。在刚开始搞基建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在给自己修房子，所以都很努力，可是等到农场生产进入正轨之后，大家的干劲儿就松懈下来了。”
“我以前在部队里就发现一个问题，只要在休息日里面，平时在训练中再努力的战士也不会坚持自己训练了。平时在学习中再能吃苦的战士，也不会在休息时自己学习了。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人的惰性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到了农场之后，我才发现，部队里战士们在休息里不愿意继续努力这根本就不算什么。知道在咱们复兴党领导下可以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好房子住的农场职工们，他们的懒病那才叫一个严重呢！”
“建设要搞，生产要提高，可是农场职工都知道了咱们复兴党讲为人民服务，对群众要客气。这么一来组织大家动员大家的工作就是相当的不好干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这些部队出身的干部受不了这个。不少人立即就把在部队里的办法拿出了来。”
“群众过上了松快日子犯了懒病，一下子要接受部队里面那套规矩的管理，肯定是要讲怪话发牢骚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不少部队出身的干部直接就把部队里的那套奖惩制度拿出来了。不听劝的，不听从安排和指挥的，体罚也是有的，关禁闭也是有的。对于一些懒汉式的人物，直接把他们安个罪名发配劳改的当然也是有的。”
“老话说‘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还真就有几分道理。这么一套简单粗暴的办法拿出来，组织工作也好做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各项工作也都能贯彻下去了。不少农场不仅能完成任务，而且还能扩大成绩了。”
“可是呢，这套办法就是部队里的办法，这套办法就是在部队里才管用。农场毕竟是农场，它不是部队。”
“我们当初刚过来的时候也用了一年多部队的办法，可是一年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变差了不说，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是一点也见不到了。等到中央让我们在农场进入正轨后推广人民民主制度的时候，大家谁也不配合了。怎么动员也没人参加，强迫参加的人也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农场党委也搞了很多研究，弄了很多材料，但是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还是有一次武昌第三罐头厂的一个采购员同志给了我们一个启发。”
“我们当时对于群众积极性的问题很头疼，抓住个人就要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咱们复兴党的企业效益一直非常好，工人们参加工厂管理的积极性也很高。所以我们就向第三罐头厂的这个负责采购的同志咨询办法。人家同志的一句话把我们给讲醒了。”
“他说一个古人说过，人人都喜欢钱，喜欢钱的人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总是很有动力的。（司马迁：“天下熙熙极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工厂里的工人之所以工作很努力，参加工厂的管理和监督很积极，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工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