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也真挺有意思的。在集中营里，比起那些地主绅士之类的家伙，那些所谓读书人的数量往往要比地主士绅要多一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地主之类的家伙要是不接受工业资本家改造的，往往就会直接被复兴党灭门。毕竟这帮家伙身上的血债太多了一些。
能进复兴会集中营的地主，一般都是大地主。这种大地主能够活到集中营的都不多。而且进了集中营的地主都的算是比较有眼色的家伙，这帮人在集中营里老实的很。
反倒是那些因为反对反抗复兴党而被抓进集中营的封建读书人，这群其实连自己读的书都没理解透的家伙，脑袋被读书人高人一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混账思想把脑袋塞迷糊了。就是进了集中营，他们居然还是嘚嘚瑟瑟的瞎咋呼。
不过，劳动改造这种事情它是这样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吃不上饭，自然也就咋呼不起来了。而要是长期吃不上饭，连咋呼的机会就都没有了。所以只要没有死志的封建读书人，基本上都会逐渐的在劳动改造中被自然消耗掉。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对于封建读书人，在复兴党内部从劳改部门传出了个蔑称——“知了”。
复兴党看不起读书人，或者说，复兴党看不上大明朝的这些封建读书人。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复兴党看不上大明朝的读书人的原因还有非常实际的一方面：这些人对于复兴党没有什么用处。
那些底层的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还好一些。这些人本身就是在自己家的田里面劳动惯了的人。就是在复兴党的治下，他们仍旧有像普通百姓一样劳动的本事。那些彻底的脱产，完全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封建读书人，他们把四书五经背的是不错，可是对于复兴党来说，他们还就真的就是什么用都没有的。
别说复兴党内部了，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核心统治区域的荆州和武昌地区的老百姓也都觉得，那些光会背些高头讲章的读书人对他们也是屁用没有的。和那群人比起来，反倒是那些在商铺里学徒干活的那种能写会算的伙计、账房和掌柜们，对于大家的用处更大些。
毕竟，就是大家都接受了扫盲教育，自己也都能写会算了，但是和那些数字感更强，实践经验更丰富的伙计、账房和掌柜们比较起来，还是人家的速度快，水平高。
商铺的伙计、账房和掌柜在荆州和武昌地区的地位变化不是别的原因导致的。这完全是复兴党本身不仅不排斥和压制商业活动，而且还提倡和鼓励商业活动的原因。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和明朝的商业兴旺程度相媲美的就只有宋朝了。相比较宋朝而言，明朝的商业繁荣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作为市，明朝的荆州和武昌都是华中地区的商业重镇。别说荆州武昌这样的大城市了，像枝江县这样一个荆州府下属的普通县城的商业都那么繁华，以至于因为商业的繁荣都催生出董滩口这样的专门的工商业城镇来了。那么可以想象，像荆州和武昌这样的人口几十万的大城市的商业会有多么繁荣了。
当然了，大明朝商业的繁荣只是一种相对状况而已。其实无论是对于大明朝这个政权来说，还是对于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这种相对的商业繁荣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
大明朝政府在这种商业繁荣上不能有效的进行税收。明初的时候还好一些，文官集团那个时候还不是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还没有办法和代表国家利益的皇权相抗争。
可是，自从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形成利益集团之后，明朝除了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的时代，因为皇帝的强势所以国家的税收在商业方面的分润比较多以外，其他的时候，因为文官集团作为利益集团强力的把持着行政权力，以至于明朝政府除了像张居正那样进一步的掠夺平民增加税收以外，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在大明朝，商业利益是被大地主大官僚所把持的。依托大地主和大官僚的中小商人勉强也能分润一些商业繁荣的好处。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特别是对于张居正之后的老百姓来说，商业的繁荣对他们不仅没什么好处，反倒是坏处不少。
张居正改实物税为货币税的办法，确实进一步的刺激了明朝的商业发展。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货币的他们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盘剥。
大地主和大官僚一方面用高利贷盘剥他们，另一方面这些把持着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贸易的大地主和大官僚们，还可以通过操纵市场的手段进一步盘剥他们。
要不是这样的原因，怎么会在大明朝整体因为小冰河的气候处于农业生产衰退，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在秋收时节粮食收购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的情况呢。
青黄不接的时候放高利贷，卖高价粮。秋收的时候压低粮价进行粮食收购。因为商业的繁荣，几乎所有的大明朝的地主都会这一手。
从这个角度上看，大明朝发达的商业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对于老百姓是个非常倒霉的事情。
不过，这种情况在复兴党的治下可完全没有。
原本在湖北地区从事商业经营的大地主和官僚，不是死在镇压的过程中，就是消耗在繁重的劳动改造里了。开矿采石，烧砖运土等等等等繁重的重体力劳动，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