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官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李鸿章就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连做官都做不好的话，那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种地种不好，做工也做不好。
当然了，李鸿章的话要放到他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中去看。在具有殖民性质的半奴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满清王朝末期，当一个昏官，当一个劫民自肥的贪官，当一个无所事事的庸官，在大清朝那个环境中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过呢，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哪个王朝中，想要做一个清廉的官，负责任的官，办事情的官，解决问题的官，那都不可能是个简单容易的事情。别说在封建社会里了，就是在现代社会，想要找几个清廉的，负责任的，办事情的，解决问题的官，无论中国外国，你看看能找到几个。
所以说，在大明王朝这个环境里，不论能力的大小，真心的想要做事情解决问题，在整体昏庸腐朽的这个大环境里有多费劲，那是可想而知的。
偏偏的，被差不多所有的文官看成是绝对的坏人的魏忠贤先生，确确实实的想要为天启皇帝陛下管好国家，做一个大明王朝里做事情解决问题的掌舵人。他的这种理想，必然的要和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
魏忠贤的治国之道，说起来还是从天启皇帝那里学来的。天启帝这个当了多年皇太孙的年轻人，他接受的君主教育相对的比较全面。你别看此君天天沉迷于木匠工作，可是对于治国这件事情呢，他倒是有着传承自祖宗们的绝招的。
天启皇帝曾经明明白白的告诉过魏忠贤，大明朝的事情，只要把两个重点抓住了，其他的事情就都好办了。这两个重点工作，一个叫钱袋子，一个叫枪杆子。国库里得有充足的银子，手底下得有能打仗的部队。只要有了银子和部队，天底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从他的祖父万历皇帝那里学来的经验。）
当然了，无论是天启皇帝从他的祖父和父亲那里学这些道理的时候，还是天启皇帝向魏忠贤解释这些道理的时候，在语言表达上这些话肯定都要非常的文雅。只不过在魏忠贤这个半文盲看来，那些听着文绉绉的话，理解起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当过流氓混混，在街面上混过很长时间的魏忠贤，特别的能够理解钱袋子和枪杆子的道理。他从自身的实践出发也知道，当年在他的老家沧州肃宁县的街面上，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大混混，就是那种家里头有产业，手里头有人手的人。比他们能拼能砍的人有的是，可是真的能成气候的，还是那种有产业有人手的大混混。
魏忠贤知道这样的道理，在治国的时候贯彻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在对国家税收的保障上，在对军队的控制上，魏忠贤从来没有放松过。收税他用的是太监，军队他用的是拉拢。一边是各地的税监，一边是对边军中的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的大力拉拢，魏忠贤总算依托着投靠他的和东林党党争失败的原浙党楚党的文官，把大明朝这个庞然大物大体上掌控住了。
对于魏忠贤来说，整个西南和一个武昌相比较，自然而然的是整个西南的安定更重要。
武昌府说起来是湖广的省会，可是有他没他，整个湖广的税收情况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武昌附近的土地，几乎都被楚王府把持着，朝廷从武昌收不到多少税收。
姚宗文坐镇襄阳府，虽然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可是在税收工作上他完成的比较到位。魏忠贤可是知道，为了保证湖广各地赋税安全按时抵达，姚宗文可是把整个湖广为数不多的兵力都用来保证税银押解的安全了。
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昌府虽然暂时被乱兵控制，但是这并没有对大明朝的整体状况产生什么太大的危害。而从相同的角度出发，西南地区的四五个省份虽然每年的税收并不是很高，可是四五省相加的总数还是非常庞大的。一旦整个西南地区再次动乱起来，那么，四五个省份的税收都有可能无法保证了。这样的风险，魏忠贤并不想冒。
只不过，改变既定的平叛计划的最大障碍不在朝廷方面，而在于对于楚藩灭绝耿耿于怀的皇帝陛下。做皇帝陛下的工作，就成了魏忠贤的工作重点了。
好在专业木工天启陛下对于朝政也好，对于宗室也好，他的兴趣都没法和他的木匠工作相比较。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是三分钟的热度。所以，做他的工作也不会很难做。
魏忠贤专门挑了个皇帝陛下做木工兴头最足的时候前去禀报计划变更的事情。果然，天启皇帝不耐烦的摆着手告诉魏忠贤说：“朝政一切都由大伴承担，别来烦朕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魏忠贤解决了皇帝的问题，立即就下达了新的命令。他命令秦良玉带兵重入贵州，协助贵州巡抚处理奢安叛乱。同时，他又命令五省军务总督朱燮元统合五省兵力，即日解决武昌兵乱。
魏忠贤的看法是，朱燮元和秦良玉，这两个人都有打仗的能力。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一起，不是因为武昌兵乱有多么难以解决，而是在当时有快速漂亮的解决武昌兵乱的需要。
现在，西南地方特别需要秦良玉的白杆兵去解决问题，那么只用一个朱燮元来平定武昌兵乱，这个效率和速度肯定会相应的降低。可是魏忠贤觉得，以朱燮元的能力，他还是能够解决武昌兵乱的。
朱燮元在襄阳府五省总督驻地接到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