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姚宗文不肯给自己帮助这件事情，程绍心里实际上是有充分的估计的。事实是，程绍根本也没打算从姚宗文这里获得什么帮助。
程绍其实早就在从开封到襄阳的路上就已经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了。士兵不可用，军官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程绍觉得自己就真的是诸葛再世，恐怕也没有什么胜算。
是人就必须吃饭才能活下去。人人都得吃饭。这件事情对于军队来说自然是没有例外的。湖广地方不给河南兵提供补给，程绍自己又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那么，手里有武器的士兵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出去自己找吃的。也就是说，劫掠地方这种事情不可避免。
从进入湖广境内开始，近四千的河南兵就变成了准土匪。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四千河南兵可谓是劫掠了一路。
如果说平息兵变不利被革职是一种选择的话，到了襄阳府的程绍已经认识到，这个选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自己立即挂冠归隐也已经不可以的了。毕竟，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上，地方上的士绅都因为军兵过境劫掠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些士绅们和朝中的官员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程绍估计，自己纵兵劫掠的罪名，肯定已经被朝中的官员们弹劾的满天飞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前自己在接受朝廷旨意之初就辞官回乡，那么自己应该还能当上个太平乡绅。如果自己带着河南兵一路上供给充足军纪良好的话，就是自己打了败仗，最多也就是被夺官而已。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自己很可能是在劫掠了地方之后又打了败仗，这种情况，自己的罪过非常有可能会牵连到家人。
封建官僚，不管是古代的封建官僚还是现代的脑袋里灌满了封建权力意识的官僚，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也不是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他们想的都是怎样去逃避问题。
程绍发现自己是死路一条而且非常有可能牵连家人之后，他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从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去考虑，程绍已经决定不跑到武昌去送死了。他准备死在襄阳，死在湖广巡抚姚宗文的“威逼和迫害”下。
作为一个政客，程绍考虑自己的死亡问题仍然是站在党争的立场上的。程绍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不能辖制士兵导致士兵劫掠，然后打了败仗被处死的巡抚。还是作为一个被阉党陷害，补给全无士兵涣散而自杀的巡抚。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差距的。
这也是程绍从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失败上吸取的一个教训。在朝中阉党打击东林党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实际是大哥和二哥，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距。阉党和东林党其实都贪污受贿，只不过当时是东林党执政，那么贪污这个罪名，非常轻易的使得执政的东林党人变成了靶子。
自己立身不稳就不得不在政争中偃息旗鼓。这主要是东林党没想到贪污受贿这种潜规则，会被阉党拿到台面上来处理。
程绍觉得，东林党后来的补救方法是很对的。东林党把自己内部为数不多的清官推出来塑典型，喊冤枉。这种做法就很好的在舆论上扭转了自己的不利地位。归根结底，东林党的做法不过还是绑架舆论的老一套而已。
在程绍清楚的认识到自己难逃一死之后，他就已经开始全面的考虑自己怎样才能避免身败名裂的死亡方式了。在他看来，只要把自己的军事失败和党争、阉党的迫害绑在一起，那么即使自己死后，已经变成在野力量，但是仍旧把持着国家舆论的东林党同僚们，就不得不出面为自己转换名声。
所以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阉党迫害的牺牲者，虽然不能改变自己死亡的最终结果，但是却可以全面的扭转自己家人的不利状况。
自己作为一个忠良之辈，作为一个阉党的眼中钉被迫害而死，那么东林党人就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好名声。有了这样一个好名声，自己的子女就变成了忠良之后，自己的亲人就变成遗孤遗属，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在自己的忠臣光环下，得到保全。
所以说，程绍在姚宗文看来非常反常的跑到他那里求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的死亡进行铺垫。程绍就是准备从姚宗文的巡抚衙门回去后，在自己的行营中“悲愤”自杀。
大家可以看到，封建官僚这个东西，或者说在封建权力意识影响下的古今官僚，实际上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当官员们的脑袋里是科学社会思想，以马列毛主义为信仰的时候，就是他们做错了事情，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老老实实的接受惩罚。而当官员们的脑袋里充满了封建权力思想，一心想为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服务，一心想要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的时候。各种坠楼事故就开始层出不穷了。
所以说，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是封建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邪恶的是封建主义，比资本家更罪恶的是封建官僚。马老人家说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进步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一定要被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原因。
程绍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个利益既得集团东林党的一份子，他考虑问题，全部都是围绕着东林党这个利益集团的。无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还是从自己的名声出发，还是从自己家人的利益出发，程绍都是从东林党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在认识到只有依靠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