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武昌城里的气氛都很欢乐。几乎所有的武昌百姓，都跑到街上去参观湖广巡抚衙门的官员和湖广巡抚的亲兵，被保民军押着游街的景象了。
走在队伍最前方的陈建业心里的原本是一种绝望的情绪。在看到围观他们的武昌百姓的喜悦表现后，陈建业的心里不仅一片绝望，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恐怖感。
就是以陈建业这个大明王朝体制内部的蛀虫贪官的眼光来看，武昌百姓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令人恐惧的。正常情况下，被造反者掌控的城市应该是一片死气沉沉才对。百姓对于造反者不应该这样的拥护才对。毕竟造反者是破坏者，破坏者又怎么可能会被百姓拥护呢。
看到武昌百姓兴致勃勃的看着自己这群落魄的俘虏，并且还有不少百姓冲着押送自己的乱兵大声的叫好，用“好汉子”之类的称呼赞扬这些士兵。陈建业彻底的认识到，整个武昌府的人心已经不在朝廷方面了。
迎接黄博昌一行回来的何祖贤并不赞成将朝廷的要员进行戴高帽丑化游街。但是，全面掌握着保民军和武昌城的复兴会派遣小组的干部们，则是坚持要这么做。
在这些人里，吕元浩的说法非常的实事求是。他没有从高深的理论出发对何祖贤解释这个决定，而是很实在的告诉他，保民军上下也好，武昌城里的百姓也好，都需要实实在在的了解到保民军有保卫大家的能力。游街，特别是把新任湖广都指挥使司的从二品都指挥同知（陈建业官衔）拉出来游街，可以很好的稳定民心。
何祖贤的军事素养虽然不高，但是争人心的道理他还是懂的。他倒是不怎么关心武昌府的百姓是怎么想的。在军言军，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最底层武官，何祖贤也知道这么做确实是有利于保民军的军心稳定。
何祖贤这个人有点啰嗦。在游街的问题被吕元浩说服了之后，何祖贤又对处决这些人的方法表示了质疑。在他看来，像那几百给败兵，是不应该放走的。把他们全部砍头可以有效的震慑武昌城里的宵小之徒。倒是那几个像陈建业之类的有官衔有地位的武官们，可以优待一下之后将他们放走。
听了何祖贤的啰嗦，很多复兴会的年轻干部们已经有点要发火的征兆了。因为在复兴会里，从来就没有人觉得，敌军最底层的士兵们应该承担责任。
他们接受的都是王书辉的科学社会理论思想的教育。他们都清楚的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底层士兵的所有行动都是被动的。应该负责任的人，恰恰不是这些被强迫和被半强迫走上战场充当炮灰的士兵，而是那些奴役这些士兵，驱使这些士兵，强迫这些士兵成为炮灰的封建官僚们。
何祖贤是封建时代的人，封建时代的人的一个思维特征就是特权思想。更具体的说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特权思想。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谁是主导者，封建社会的人和具有封建思想的人，都不会把问题出现的责任往身处高位的人身上去找。
甚至就是在军事冲突中，在敌对的环境中，封建军队的头领们往往想的都是对失败一方的士兵们进行屠杀以此来震慑敌人。而对于同一阶级出身的敌军的首领，他们往往也想着能不能招纳对方。就是不能招纳对方，他们一般也会将失败者放走，希图在统治阶级内部获得一个爱才重才的名声。
西方人有战败方用金钱赎取被俘军官的习惯。这是因为那些军官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三国演义》里也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这也是因为关云长本身就是一位侯爷。所以，不管关云长的做法怎样的损害了曹相国的利益，但是从统治阶级利益一致性的角度出发，曹相国也不得不放走侯爷关云长。
所以说，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出发，何祖贤和复兴会的军官们是完全的对立的。何祖贤根本就没办法理解复兴会军官们的思想，复兴会的军官们也对何祖贤的想法极度的反感。可见阶级矛盾这个东西，是随处可见的。
当然了，这也是为什么复兴会的军官们能够在保民军中取得士兵和基层军官们的全面支持，而何祖贤已经彻底的沦为吉祥物的原因。
因为目前还需要何祖贤这个吉祥物的存在，所以黄博昌不得不出面向何祖贤解释了一下保民军这么做的原因。
已经非常熟悉何祖贤想法的黄博昌提出了一个让何祖贤不得不赞同的理论。因为黄博昌告诉何祖贤，大家现在的做法实际上是何祖贤大都督的“故智”。毕竟，保民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不停的膨胀，公开的处死朝廷大员，是一种断大家退路的办法。
复兴会组织宣判大会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在复兴会的统治区域内，宣判大会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对立。在非复兴会的统治区域里，宣判大会的理论基础则是利益对立。
也就是说，在已经全面纳入到复兴会的管理体系内的地区里，复兴会对民众进行的是比较深刻的阶级教育。而在非复兴会的地区里，复兴会对民众进行的则是利益教育。
和阶级教育不同，利益教育是一种最直接的通过利益关系分析矛盾从而建立简单逻辑的过程。以对陈建业的批判为例，复兴会干部并不会对武昌群众揭露封建社会里深刻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全面矛盾。
他们把武昌百姓现在稳定富足的生活和保民军联系在一起，然后再把调查团对保民军的进攻和武昌府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