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元彪的建议在姚宗文看来很“有见地”。对于这一点，在明面上看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戚元彪提出让刚刚被挑选出来的一千个“样子兵”跟随调查团出动的建议，那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他可不是真的出于什么好意。
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问题很大呢。原因就在于，在封建社会中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外部条件固化的情况下，封建社会的人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内斗消耗的桎梏中去。
比如说，原本戚元彪才是姚宗文直辖部队的长官。可是因为在选兵理念上，戚元彪和他的老板姚宗文之间产生了冲突，这就让作为武官次要位置上的陈建业看到了机会。
戚元彪之所以会被姚宗文夺走了统兵权，这和陈建业的挑唆是离不开的。
戚元彪在京卫里，这种事情他见得多了。虽然戚元彪自己很不喜欢这种龌龊，但是不代表他不明白这里面的猫腻。所以说，戚元彪很快就从蛛丝马迹中发觉了陈建业在这件事里起到的作用。
对于这个陈建业，戚元彪心里是相当的瞧不起的。原因不是别的。这个陈建业本来是万历年间的一个司礼监大佬的侄子。因为他的文化水平非常的有限，所以，即使他的叔叔是大明朝的顶级权力人物之一，但因为他本身的条件限制，也实在是没办法给他安排个好差事。
很多现代人觉得，现代社会里的各种考试中的舞弊行为很严重。事实是，在古代社会里，无论是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文官科举考试，还是负责选拔统兵武将的武举考试，两者中的各种舞弊现象都是非常的常见的。
很多官二代官三代靠着自己的老爹或者爷爷考上了状元或者进士，这种事情在封建社会里是层出不穷的。要不怎么说，封建主义的东西比资本主义的东西更腐朽更落后呢。官二代、官三代，再加上利益集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封建主义在中国肆虐的表现。
陈建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还是个中官（太监）二代。
内廷的大佬们，不像作为外官的文官集团那么注重虚名，喜欢做些当婊子立牌坊的事情。所以，他们做起事情了更加的没有底线。这个陈建业因为文化上实在拿不出手，写自己的名字都困难，与文官科举彻底的绝缘。所以，他的大太监叔叔，就把他安排到了武举考试中。
大明朝的武举考试，除了要考察考生的个人武艺之外，还要考察考生兵法策论的能力。结果，这个陈建业不仅在策论考试中是靠了枪手才通过的，在个人武艺的考核中，此君居然也是请人代考的。结果，这件事情，就成了京师社会，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的共同丑闻。
戚元彪在京卫里，早就听说过此人的名头。原本想着这等人应该比较心虚，在为人处世上应该比较低调。没想到这个草包居然敢挖他的墙角，抢他的机会。自然而然的，戚元彪就要利用自己在姚宗文那里的影响力，通过阳谋收拾这个草包了。
戚元彪从来没有带过兵，这是个事实。可是呢，在京卫里混了十几年的戚元彪无论是从兵书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知道，带兵这件事情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虽说从襄阳到荆州不过才四百多里地的距离。可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没有任何经验的一千多个新兵，想要完成这四百里地的行军，那也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戚元彪可是知道，陈建业这个人可能除了他和自己的太监叔叔学的那些官场争斗之术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治军和领兵的本领。此人在京卫里一直当的是后勤部门的负责人。怎么克扣粮饷，怎么倒卖军服军械，陈建业自然是很拿手。行军打仗的事情，这个草包必然要抓瞎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戚元彪才给姚宗文出了这样一个检验新兵行军能力的主意。这种堂堂的阳谋，陈建业还真的没办法拒绝。
更主要的是，戚元彪已经把点兵核饷的权力和领兵的权力全都让给了陈建业。他自己更是要呆在襄阳当宅男。反正不管这次的行动出了什么样的纰漏，都和他这个目前被夺了权的武官魁首搭不上关系。
戚元彪更深层次的目的，是要用事实的失败教育自己的老板姚宗文。所谓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戚元彪知道，自己那个不通军务的老板要是不经过失败的教训，是不会全面采纳自己的建议的。既然如此，那就让失败来教育他吧。
陈建业这个人，怎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君是个比较仗义的人。
对于自己的同僚，他能够做到利益均沾。不管是哪个人当上了总管京卫后勤的主官，他这个后勤部门的佐贰官都能够把他拉下水。不管是他的上级还是他的下级，都能在陈建业倒卖京卫物资的黑买卖里吃上肉喝上汤。
自然而然的，陈建业甚至都不用借助自己叔叔的威势，就能在京卫里获得个“及时雨”的好名声。
陈建业其实算他叔叔的嗣子。因为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过继给了他叔叔当孙子。所以说，他叔叔在司礼监当大佬这十几年攒下的百万家资，实际上都是他的。
他在京卫里当了主管后勤的武官，每年的黑色收入也是无数的。所以，陈建业这个人在花钱方面向来大方。他非常喜欢到处撒银子，给人帮忙。他的这个特点，让他在京卫里积攒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去年的时候，陈建业叔叔去世了。失去了靠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