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巷子有不少年头了，涵盖了一片居民区。巷子并不宽敞，弯弯曲曲地往里延伸而去。路面是用那些笨重而不太规则的青板石砌拼成的。巷子两旁都是老房屋。各家修建的层数有别，看上去高矮不一，参差不齐，但一幢紧挨一幢，一家楼房与另一家楼房都是贴着砌起来的，大多没有留下多少空隙。
巷子的东头，江水街十二号就是陈佳林的家。这是一栋占地二十多平方米的直筒式三层楼房，青砖青瓦。从外观上看，墙面有斑驳破旧，潮湿的阴暗处长着一些青苔。楼房底层门口是使用那种插槽式门板。陈佳林的奶奶住在二楼。三楼是陈佳林的房间。在这栋楼房的背面处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院子。
陈佳林拎着东西走进家门，一眼就看见了陈阿婆蹲在屋内木楼梯的下面，正在分门别类地整理着一堆捡回来的废旧品。
“奶奶，我回来了。”陈佳林把手中拎着的东西放在饭桌上，说道：“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鸭。”
“小林子呀，你总算平安回来啦，”陈阿婆转过身地站起来，满脸欣喜地拉着孙子的双手，不无抱怨地说道：“这些日子你都跑去了，怎么连春节也不回家过年呀？”
陈阿婆五十有八，满脸皱纹，个子矮小，有些驼背，头发白多黑少。不过，她耳不聋、眼不花，身板显得硬朗，行动起来仍然很见精神。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陈佳林隐瞒事情真相，扯谎地说道：“奶奶，春节我和朋友到外地做生意去了。”
“回来就好，”陈阿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埋怨地说道：“出远门也不跟我说一声，让我担心死了，生怕你出什么事情了。”
“奶奶，是我不好，”陈佳林搀扶着陈阿婆坐下，体贴地说道：“以后我出门一定跟你说，不让你担心，好不好？”
陈佳林的双亲过世早，自懂事起就跟着奶奶相依为命。原先，陈阿婆在街道办的工厂里做临时工。后来年龄大了，被厂里辞退。陈佳林上小学的时候，为了生活所迫，陈阿婆一直在别人家里做保姆带孩子。这几年没人聘请她了，只好天天在大街小巷里捡些废纸箱、报纸、酒瓶什么的卖点钱。多年来，祖孙俩的生活十分艰难。
“这就对了，”陈阿婆宽慰地笑了，伸手抚摸着蹲在她面前的孙子的脑袋，说道：“小林子呀，你爸妈死得早，我们陈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可是奶奶的命根子呀。”
“嗯，我知道。”陈佳林忽觉得一股难过劲涌上心头，低垂着头，极力不让眼泪流下来。片刻，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三十块钱，说道：“奶奶，这是我做生意挣来的钱，你拿着吧。”
陈佳林因无人管教，从小就不爱读书。贫穷艰难的日子让他刻骨铭心，使他把金钱看得很重。上了初中后，他就经常旷课，到社会上去混日子想法搞钱，坑、蒙、拐、骗、偷样样都敢干，不时地拿回一些钱帮助奶奶支撑着家里的日子。就这样，他初中一年级还没念完，就被学校除名了。
“好，我帮你存着，”陈阿婆小心翼翼地把钱用手绢包好，揣进怀里，说道：“再过几年，你就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了，那是要花钱的呀。”
陈佳林一时无语，默默地站起身，到屋角里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发现厨柜上堆着一些年货，便随便翻看了一下。
“奶奶，”陈佳林瞧着觉得奇怪，平时节省惯了的奶奶是不会这样花钱的，便问道：“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
“那是大年初二，阿强、阿雄他们送来的。”陈阿婆这会儿坐不住了，说道：“你老远地回来，饿了吧，我这就给你做饭去。”
“奶奶，我来帮你。”陈佳林跟着陈阿婆的身后进了厨房。
陈佳林从拘留所回来的第二天是元宵节。这天晚上，陈佳林在家里三楼召集了和他在社会上称兄道弟的那伙人。房间里的方桌上，摆着一些熟食和油炸花生米、啤酒瓶等。众人围着桌子而坐：有的在喊着酒令，输了的喝着罚酒；有的在一旁抽着香烟看热闹，或闲聊胡扯。喝多的人下来歇着，换上酒还没喝够的接着划拳猜码。房间里叫唤不断，乌烟瘴气，酒气冲天。
这些在街道里不务正业的青少年，本地俗称“街边仔”。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在十二、三岁时由于各自家庭的不幸而缀学，小小年纪就拉帮结伙地浪荡于街头巷尾，天天在社会上瞎混。起初，他们只是小偷小摸地占街坊邻居的小便宜，以后胆子越来越大，便在社会上“坑、蒙、拐、骗、偷”，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只要是能捞钱的勾当，就没有这伙人不敢去干的事。
在这伙人中，除陈佳林之外，有绰号叫“赖皮三”的齐胜勇，绰号叫“猪头六”的周贵宁，绰号叫“烂仔头”的李东春，绰号叫“虾米”的卢少志、绰号叫“靓仔”王国亮，绰号叫“大东瓜”邓恩仁。这些人的年龄与陈佳林不相上下，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陈佳林因为小时候脸颊上长些小坑，绰号叫“小麻子”。但是，在这伙人当中，众人早已不敢这么叫他，而都习惯地尊称他为“老大”。
别瞧这伙人的年龄都不大，可每个人都是“大哥”级人物。他们在社会上厮混多年，各自手下都松散地控制着一些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各有一派势力范围和掌控的地盘。如齐胜勇，是“走胶轮”（注：指专门在公共汽车上偷窃）团伙的“大哥”。他扒窃的“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