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政务处理，楚大公知发现天灾还是其次，人祸是关键。
也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东林君子们。
在楚流香看来，这帮东林党人和自己穿越来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公知精英。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句话，说是想知道公知精英掌权后是怎么样的，看乌克兰就行了。
其实用不着，翻翻中国历史看明末的那段就明白，信谁都不能信公知精英。
就比如日后的崇祯帝，也就是现在的信王。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国姓爷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