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派使者了，此行吉凶难料，还是我去吧。”薄子明第一个挺身而出。
居正又是摆了摆手，说道：“不妥，子明你身为岱南司令，怎么可以如此以身犯险？”
“还是我去吧。”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从众人后面走了出来
“你？蒋志清？”居正看了看这个消瘦的年轻人
蒋志清在同盟会里算是个小字辈，1910年，蒋志清在留学的日本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分，分发到驻屯新泻县高田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辛亥革命时，蒋志清曾任杭州革命军敢死队队长。再后来，为了帮助陈其美夺权，也是由他动手，在医院枪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因此，在很多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看来，蒋志清不过是业慕巧，既不名誉，也无足轻重。
“小蒋，这次任务很艰巨，也很危险，你要随时有做出为反袁大业牺牲的准备。”居正上前一步，扶住蒋志清的肩膀。
“我不怕。为孙先生的革命事业牺牲，是光荣的。”蒋志清答道
“好。拿酒来，为蒋志清同志践行。”薄子明说道
蒋志清的神色十分庄严肃穆，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几个年轻的革命党居然眼眶都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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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认定中国是个非君主制不可的国家。无论什么能人，都不可超越这个事实。袁世凯称得上当代英雄，新的君主非他莫属!这么想了，杨度便有了自己的打算：如此大事，躲到幕后去，将来由别人做开国元勋，自己做跳加官，我不干。组织名流成立什么学术团体，那得以我杨度为主。于是，在夏寿田走后，杨度便丢下美国人的文章，自己动起笔来。杨度不愧为当代奇才，一篇《君宪救国》的大文章很快便拿出来了。
当这篇像重型炮弹一般的奇文送到袁世凯面前时，袁世凯简直是如获至宝，似饥如渴地挑灯伏案，一口气读了三遍，连声叫绝，并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制匾赠杨，还专门发了杨度给予匾额一方的命令。杨度受宠若惊，立即呈上谢恩折：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惶悚之无地。幸值大总**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窃，返躬之咎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不久，杨度的妙文便由段芝贵密印分发给各省军政长官。
杨度知道他的论被袁世凯接受了，又推向全国了，心里十分高兴，更加坚定了自己创一番大事业的决心：他要争头功，争开国元勋。袁世凯不是想有一个大名流参加的团体来为他造舆论么，好，我就给他组搭一个由大名流为主的团体。
杨度有号召力，更有一批朋党，很快，他便邀约到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等5人，拉起了一个改帝制的团体，并于1915年8月14日发出6人联名通电，通电罗列了一大串中外形势，各国体制优劣，最后表明，他们这个组织是学术性的团体，宗旨是以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抒已见，以尽切磋之意。通电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因为他的宗旨是以筹一国之安，它的名称自然称之为筹安会了。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便出现一个全是丑角组织的拉倒车组织--筹安会。有人给杨度等人糊了顶高帽，叫筹安会六君子。
一向主张共和的梁启超当仁不让，争锋相对的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而梁启超的高徒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大计，和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并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告诉黄兴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却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风月场，以示颓唐，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要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
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中南海的居仁堂，连口来朝朝暮暮迎来的是将军，送走的是将军，他们都是来向他们的总统述职的。冯国璋是第一位，冯国璋走了，山东的靳云鹏来了；靳云鹏走了，江西的李纯来了，山西的阎锡山、奉天的张锡銮、湖北的段芝贵，像买好了戏票进剧场一样，脚尖顶着脚跟往里挤。在这些省份的将军纷纷被召的同时，有人发现不是督理一省军务的将军也被召来了，如奉天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
人们有点诧异了：“他们也进中南海了!?”
对于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述职运动，袁世凯是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的：在形式上采用了疆吏见大总统的礼节，设案摆桌，礼仪按章，袁世凯头戴白缨军帽，身穿金线肩章大元帅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