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接受那个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心灵上打上一块羞耻的烙印。羞耻激起人们的仇恨，激起人们的愤怒，激起人行动起来，做出他们能够做得到的反抗行动。以抵制日货作为突破口的爱国反日运动，一瞬间便在全国范围内荡起：不用日货，不坐日船，不跟日本人来往，处罚贩卖日货的奸商，成了爱国人民的行动公约。
青年华侨自愿回国抗日。
海外留学生组织回国请愿团，请愿抗日救亡。上海人民发起救国储金运动......
善良的中国人民，竟忽略了这天大的羞辱还是因为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总统卖国投敌所造成的，应该着力反袁，反卖国政府。人民没有激起反袁怒潮，袁却再三再四下令压抑人民的反日救亡运动。
接受《二十一条》的第二天，袁世凯便向全国发出“密谕”，把日本人说成三头六臂，为自己不抵抗政策作辩护。不久，又以政事堂国务卿名义再发密谕，仍然为自己的罪责解脱。欲盖弥彰，袁世凯这样做了，反而引起了国人的注目。于是，一股“不承认二十一条”“驱逐日兵收复山东”、“诛卖国贼以谢国人”的呼声震撼全国。
袁世凯惊慌了。他挖空心思，想让外交总长作他的替罪羊。陆征祥无可奈何，只得通电辞职。可陆征祥又不想承担全责，于是在自己的辞职通电中写入“曹次长误签”条约几字。
结果曹汝霖大怒，也通电辞职了。他也在辞职通电上毫不掩饰地为自己辩护说：“此案和平了结，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部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5项尤甚，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
这话一经公开，轮到袁世凯恼羞成怒了，他拍着桌子大骂陆征祥和曹汝霖混账。还不曾亡国，就把自己的主子出卖了。
之后，中国在一个漫长的岁月里。一方面是人民的反日情绪与日俱增，一方面是袁政府对爱国人民镇压的升级。爱国有罪，成为中国人民最痛心无不皱眉的现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志愿军和党卫军了，在许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看来，全中国只有长江巡阅使李默涵敢和日本人来真的。要报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祖国的话，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商丘。
在居仁堂的一个密室里，坐在袁世凯对面的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父子俩都在沉默着，相比之下，袁世凯的眉头锁得更紧。那个惹祸的《二十一条》签定之后，整个中国都像开了锅一般，反袁反日。反日反袁，一股愤怒的反潮，波及到中国的所有阶层：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连军官、地方官、名流绅士也都卷子进去，华侨更是行动积极。
袁世凯成了过街老鼠，他连洞口也不敢出了。这些天来，自发起来的游行队伍，由队伍中呼喊出来的愤怒口号，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包围着中南海，从早晨到傍晚，从傍晚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高高的红墙却无法挡住怒潮的冲击。袁世凯焦急不安了，他没有估计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人，竞有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
袁克定同他老子的心情不尽相同，《二十一条》他不放心上，他认为中国眼下弱，人家要什么条件你都得答应。有朝一日我强了，他小日本来进贡我还不一定收呢!
中国土地上出现的反袁反日怒潮他没有当成多大的事，就当是几只鸦雀在枝头吵闹，影响不了参天大树的枝繁叶茂!
袁克定想得远，有心胸。“果然有一天闹到中南海来了，大不了开开杀戒，动动刀。我不信中国人都不怕死。”袁克定宽慰自己的老爹
最近，就在袁世凯跟日本人交涉二十一条的时候，袁克定集中精力为他的老爹抓军权，想造一支袁家的御林军，保袁家的江山。
袁克定雄心勃勃，自从他得悉在他老爹示意下修改成的总统选举法，他更增大了雄心。那个法上规定，以后再新诞生总统必须是在原总统提出的三个候选人中选举之。他老爹是总统了，有一天他老爹不能干了，还有提名权，莫说提三个，就是提一个，也得是他袁克定。
父子俩对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袁克定从老爹的低沉情绪上看明白了一切，不待老爹发问先开了口：“父亲，眼下的事你也不必犯愁。照我想，一事解决了，百事都定了。“
袁世凯心里很乱，他瞪儿子一眼，问：“哪样事解决了，百事都定了?”
袁克定说道：“还是老话，强干弱枝，抓军队。”
袁世凯回想自己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往事，一时间唏嘘不已。往事历历在目，只是今非昔比。
袁世凯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孙文，心中暗自想到：“不知道这个孙大炮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还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或者是看我袁某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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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二次革命失败赴日后，一直致力于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之支持，虽然得到犬养毅、头山满、板垣退助等的同情和支持，但军部和内阁一直表现冷淡。随着形势的演变，1915年，日本的对孙政策开始变化。
袁世凯断然不会想到，孙文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反袁也和日本人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内容如下：
第一条日中两国提携，对于其他外国有关东亚之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通知之协定事项。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