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前，8月7日。
两万八千八国联军在行军至大兴县后因内斗不得不停下来解决问题，组建军事法庭紧急磋商，忙得不亦乐乎，却不知道此时的大清帝国首都已经发生兵变。联军内部的争执从8月7日一直持续到8月8日黄昏，此时突然收到了大清国使者送来的书信。
清帝国使者说清帝国发生政变，那个挑起战争的老女人被囚禁，年轻的皇帝重新上台，年轻的“首相”执掌大权，希望你们能够退兵，我们和平解决争端。
八国联军内部这下子老实了，大家不争了，因为对手换人了——曹跃，这个被称之为大清唯一能打的将军的人。
列克谢耶夫立即与其他各国司令官认真商讨起来接下来的步骤，日本第五师团师团长山口素臣也不再纠缠日本士兵被杀一事。
大家仅仅是在传说中听过曹跃这个人，可却一点也不了解曹跃，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是夸大了曹跃的领导力。可大量的证据表明，西摩尔联队与李尼维支联队遭到歼灭——所以很多人产生了犹豫，是继续作战，还是撤回天津？
啊列克谢耶夫主张继续作战，因为俄国还没有完全占领东北，日本人也主张继续作战，因为日本人并没有取得足够的利益。
反倒是英法美意奥等国希望撤退，主张和谈，他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并不多，他们更加希望得到商业上的利益以及将中国殖民为他们产品的倾销地。
德国人的态度极其复杂，因为德国错过了海外殖民地扩张的最好时机，他们迫切地希望得到一块比非洲还要好的殖民地——中国就成了他们的目标。因此德国人派遣了两万德国皇家陆军万里迢迢从德国本土送到中国，就是为了能够打下来一块地盘。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梦想是非常难的，德国人不知道是该继续战斗，还是选择和英法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双方始终无法说服对方，由于联军军队以日本和俄国为主，且一万俄国士兵正在海上增援去往天津的海上，因此阿列克谢耶夫与山口素臣的进攻主张成为了主要声音，最终决定进攻。
就在他们研究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日本第五师团的辎重部队遭到了清军的伏击，补给物资全都被炸毁了。由于日本人碍于情面问题，隐瞒了几乎被围歼的消息，导致阿列克谢耶夫等连接司令官做出误判，他们认为身后的那一支歼灭了日本运输联队的清*队，是小规模的武装力量，应该是武卫前军的散兵。
所以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过几天俄国的增援部队一旦抵达天津，加强运输保护，敌人的骚扰问题将得以解决。而他们携带的补给还可以让他们继续常规作战一个月，即便是高强度作战，也能持续一周以上。所以，打，打下来北京，即便将来和谈了，他们也占据谈判桌上的优势。
阿列克谢耶夫对清政fu的使者说：“战争的车轮已经启动，在没有得到下一步指令前，我们是不可能撤军的。”随即将使者送了回去。
经过了一晚上的讨论和准备，八国联军兵分两路，以日军第五师团作为第一集团军，向马玉昆以及他的武卫左军驻守的丰台大营发起进攻，而以俄军和其他国家军队为主力的第二集团军则向董福祥以及他的武卫后军驻守的通州发起进攻。
联军也意识到中国的北京——通州——丰台的三角防御体系的作用，如果不拿下丰台和通州，他们将面临非常大的危险。不过似乎他们被耽搁的时间略显迟钝了，因为他们的对手已经布置完毕，
曹跃接管直隶总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了指挥系统，丰台大营的防御工作是由马玉昆指挥负责，所有部队只听从马玉昆一个人的，除了曹跃亲授军令外，任何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马玉昆的指挥，明确责任人和责任。同样，通州也是由董福祥负责，任何机构和人员必须服从董福祥的指挥。
天津之战大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系统混乱，朝廷既希望将军们能够出力，又害怕军官们军权过大威胁朝廷的安全，所以给权却不放权。然而给权不放权适用于和平时期，战争时期任何战争必须明确核心领导，曹跃便树立了这次防御作战的核心领导。
曹跃是第一责任人，领导人，一切以曹跃的军令标准，二级责任人便是丰台的马玉昆、通州的董福祥、血军右路军聂嘉，血军左路军冯牧澜，血军后路军王兵。明确责任人的中国和先前相比，各方效率提升非常明显，但是联军依旧固执地继续进攻。
8月9日中午时分，日军首先抵达了丰台大营周围的长辛店，由于9日的雨水小了许多，气候清凉，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随即下令向丰台大营发起进攻。
马玉昆得到了曹跃的死命令，除非你的六万大军（一万武卫左军，五万义和团士兵）全都死在这里，否则不允许丢掉丰台大营。子弹没了，用弓箭，弓箭没了，用朴刀，野战不行就巷战，总之我给了你五万义和团改编的援军，你就给我像是钢钉一样死死地钉在这里。
马玉昆虽然大骂曹跃心眼太坏，但却毫不犹豫地带领士兵在丰台大营与日军进行战斗。
双方的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双方在第一天的接触战斗之后，赫然发现死伤惨重。日军甚至采用自杀式的冲锋险些进入丰台军营里面，但是随即在于清军的肉搏战之中被消耗不少。曹跃支援给马玉昆的五万义和团战士虽然热兵器不会用，可是冷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