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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蕊是和龙主任一道到的北京，随行的还有系行政办公室罗主任、杨教授的生活护理唐妈。所谓生活护理，就是学校专门给享受正厅级以上待遇的教授雇请的“保姆”，其职责是专门负责处理教授的日常生活，比如烧菜煮饭、浆洗衣服等。教授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另外配备得有“工作助理”，一般也称助教；工作助理大多由教授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兼职。杨教授是突发疾病转北京治疗，工作助理已随同前往北京了，故学校只带了他的生活护理和他指定要见的陈蕊。
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下午3点，飞机降落在了北京国际机场。走出接机大厅，杨教授的“工作助理”小刘已等候在出口处了。小刘是学“刑法学”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杨教授4年多了，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就毕业。他是杨教授“刑法学”教学和研究最得力的助手。
上到由全国人*工委特派的专车上，龙主任简单的向小刘打听了杨教授的病情。原来杨教授患有脑瘤，时常头晕，视觉模糊。杨教授只以为是上了年纪，没怎么在意，也没有去医院做过检查。这次在海南开学术研讨会，考察、参观、准备材料、作学术报告，连续几天忙碌，病情突然恶化，昏倒在了讲台上。大家都以为是脑溢血，担心没救了，赶紧送医院。结果诊断是脑瘤，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仍须立即做手术切除，否则依然有生命危险。海南脑外科手术的条件有限，所以，主持会议的全国人*工委领导决定转到北京。
龙主任问：“现在情况怎样？”
小刘说：“暂时控制住了病情，时昏迷时清醒。本来是一到北京就该动手术的，但考虑到他再三要求等你们来了再说，因此，医院目前采取的是保守治疗！”
专车直接驶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在高干特殊病房里，他们见到了杨教授。
杨教授清醒着，打着点滴，正聚精会神的翻阅报纸。见了他们，分外高兴，忙扔掉报纸，伸过手来，紧紧地抓住了龙主任的手。
他调侃侃道：“去欧洲旅游了一趟，找马克思报到，想叫他老人家趁机收留我，可他老人家不开恩，硬要我回来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再说。我想呀，老是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事没做完……你们猜，到底是什么事？……最终我想起来了，真有一件该办的事没办完哩！”
“什么事？”龙主任微笑着问。
“猜嘛，尽情地猜！”杨教授把目光转到陈蕊的身上。
陈蕊的脸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她将头埋到了胸前。
龙主任恍然大悟似地回答：“是陈蕊留学的事吗？”
杨教授摇头。
“哪是什么？”龙主任不解地望着杨教授。
杨教授放开龙主任的手，招呼小刘：“你过来，把纸和笔准备好！”
于是，小刘去旁边的旅行箱里取出了纸和笔，走到杨教授的病床前，作好了做记录的准备。
杨教授仰头望着天花板，他用极为缓慢的语气说道：“在西方法制健全和文明发达的国家里，每一个公民在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都务必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留好遗嘱。这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活着的亲朋好友和组织负责。为了避免我不在人世后容易对我的财产的归属问题产生的纷争，现在，我谨以我自己的名义慎重地留下此遗嘱。第一，我生前已没有一个亲人。父亲死于抗日战争时的战火，母亲死于解放战争时的战火。从国外留学回来，我举目无亲，是国家收留了我，让我有了从事教育的机会，虽然其间挨过斗，挨过批，甚至还坐了相当长时间的牢，但我不怨恨我的祖国，更不怨恨我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因此，我去世后，私人藏书2万余册全部无偿捐给我任教的学校。第二，本人一生著述共计1400余万字，含学术专著9部，学术论文若干，随笔杂谈若干，我去世后，以上作品的著作权均交由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全权处理，所得版税和稿酬，用于奖励和资助立志于法治工作的贫困大学生。第三，现有住房一套，使用面积140平方米，系组织分配我居住再由我花钱8万元购得，在我去世后，住房交还组织。组织若能返还我当时的购房款，则此款全部转交我的生活护理员唐妈，作为她的养老费。第四，现有存款130余万元，系我一生的积蓄，在我去世后，此款全部交组织，作为保送陈蕊到英国留学及其留学期间的费用。若有余款，待其完成学业回母校任教后再作为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的经费列支。若其不回母校任教，余款则全部由组织自行用于法学研讨活动。第五，本人无亲无戚，亦无家眷，故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活着的时候我渴望清静，死了，也希望得到安宁。以上遗嘱均出自本人完全清醒时的意愿，故未经本人完全清醒时再作出特别声明予以更改，遗嘱则享有法律效力……记完了吗？”说完，他斜过目光盯着小刘问道。
小刘点了点头。
“念给我听一听！”
小刘照着记录将遗嘱念了一遍。
“拿给我签字吧！”
小刘将遗嘱递到杨教授的手中。
杨教授看过遗嘱，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递还给小刘，嘱咐道：“让在场的人都签个字吧，他们是在场人和见证人。本来是要公正的，既然完全出自本人意愿，也没有多大必要……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去通知医生，做手术吧！”
龙